我小时候有个习惯，比较留意公开出版物中的文字错误，主要是希望自己能引以为戒。后来，对文字的敏感度日渐麻木。遇到飞猪后，我的文字神经才开始慢慢复苏。飞猪是个文字小狂人，人家的孩子打电动，他却没事儿挑错字。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父亲就是一位出版社编辑。我们刚认识那会儿，我这个“资深”文字工作者可是没少挨他埋汰。那阵子，他从我文字里找到的挑错乐趣，罄竹难书。他挑的何止是错字，语法、标点、格式……一应俱全、尽收眼底。

可见，“资深”是个蛋，一扯它就断。在飞猪的现身说法下，我对写字这件事越来越诚惶诚恐，可还是防不胜防。这不，今天我就被“已故”了。

在我今天发给贵报的一篇稿子中有这样一句话：“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书云和已故著名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学习藏语。”中午，奶猪在MSN上发过来这句话，我一看，就回复了一个“靠”字。当时第一直觉是，这是我写的句子吗？这不整个一“鬼”话连篇吗？

晚上和朋友们在MSN上聊起这个不大不小、很不靠谱的错误，有人认为这样的说法没什么大问题，还举了一些例子。我一听觉得好像也挺有道理的，于是，有点迷糊了，就想搞清楚 “已故”到底应该怎么用。和几位从事文字工作的朋友聊了聊，当然，结论还是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写的那句话肯定是错误的。

在你看来，这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我真想搞清楚，咬文嚼字了一晚上，朋友们提供了许多最佳“已故”方案。这一晚上，我就这么“已故”了。

我喜欢看上海的一本杂志《咬文嚼字》。我觉得语言的规范有点像版权保护，过度了不行，不规范更不行。反正，写出简单、通顺、流畅的中文，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余光中笔下“美丽中文”的境界距离我实在还很遥远。

想起有时候看到公开出版物中很低级的错误，就不免慨叹世风日下，或者嘲笑人家，不成想自己也会有今天。唉，写字这件事，实在不轻松。

把朋友们的一些修改方案放在这里，供参考、争鸣：

我的病句：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书云和已故著名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学习藏语。

报社的修改：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书云和现在已故的著名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学习藏语。

方案一：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书云和现已故去的著名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学习藏语。

方案二：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书云和当时健在的著名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学习藏语。

方案三：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书云和当时健在、但现已故去的的著名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学习藏语。

方案四：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书云曾经和已故著名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学习藏语。

其它疑似同类病句：

1999年，宋昭参与由已故小提琴大师艾萨·斯特恩监制的音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札特》。

奥本斯女士最初向她已故的母亲伊迪丝·奥本斯学琴。

师奕兵在读研期间师从已故著名老测量专家郭戍生教授。

已故相声演员侯耀文欠房贷，女儿被银行被银行追债。

感谢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假日100天、新星出版社等单位的朋友们以及老付；感谢飞、奶二猪；就不感谢CCTV之类的了，没他们什么事儿。

附赠一道有奖测试题吧，出题人飞猪（这题有数学性，但其实也是我们写字时很可能遇到的）：

以下哪句话是对的：

1.200是100的一倍；

2.200是100的两倍；

3.200比100多一倍；

4.200比100多两倍。

请把答案、真实姓名发到我的邮箱：buchimifan at gmail.com，飞猪将挑选一位获奖者，送出他设计的今夏最潮的DaCodeT恤一款，由于销售火爆，获奖者只能挑选尺码，不能挑选款式。

Dacode是啥？为什么那么潮？我回头再告诉你。你自己先去看看就知道了。

DaCode官方网站：http://dacode.com/

尽管周围的人都认为我是天津人，我也确实是从天津来的，但我的故乡实在和那个叫做天津的、业已衰败的都市毫无关系。

我的故乡只是个小渔村，它确实隶属于天津，这些年，官方也愿意把它宣传为百年古镇，但我知道，它不过是个人人想逃出去的村子。

小时候，我曾在放学后骑着自行车到野外，一直骑到铁轨旁，看着一辆一辆的火车开过来、开过去，幻想着什么时候我才能逃离这里，越幻想、越绝望，我坚信自己这辈子也就耗在这么个破渔港——北塘了。

当然，后来的逃离之旅比我预想的顺利得多，多半是运气使然。而在成功逃离之后，哪怕是在那些意气风发的日子，我也没能摆脱关于故乡的迷惑——一度我在内心里极力否认北塘就是我的故乡。我甚至在家谱里找到了充分依据——我的父辈是从浙江绍兴到北方的，族谱上的祖籍黑白分明写着绍兴二字。顺水推舟地，我也就把绍兴当成了我的故乡，尽管我压根儿没去过那里。每每和朋友这么说起，也会得到应和，我的小小虚荣心因此得到了片刻的满足。

可是，一个人走过的足迹，怎么可能就此被自己的主观意识抹掉呢？

年岁渐长，已是中年。这几年，童年往事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忽然冒出来，那些画面零星且片段，但却真切，以至于我总是很纳闷，怎么会忽然想起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了呢？也许这是人到中年的必经之路吧——年轻时，在地理上离乡；中年后，在精神上归乡。

北塘。我的故乡。

它曾赐予我的，我坚信，是任何光怪陆离的都市所不能给予的——夏夜，窗外蝉鸣蛙声，一唱一和，渔船进港的灯火甚至可以从我家的窗子看到；冬天，大雪纷飞，窗户结出了冰凌，一推门，厚厚的雪就在眼前；童年时的故乡到处弥漫着一股鱼腥味，我用痛恨、诅咒与这股鱼腥味顽强斗争；小学入学头一天，自行车驮着我奔向学校，我在校门口的马路上重重摔了一跤，那条马路现在还在；中学时代的老师全都和我一样陆续逃离了这个鬼地方，如今，他们大都已经膝下子孙满堂，我会偶尔和同学一起去探望他们，而几位令我始终念念不忘的老师，出校门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现在也不知他们究竟身在何方……

人与故乡的关系大体上一如人与土地，生于斯、长于斯，土地孕育生命，孕育我们。

我的故乡是渤海湾上的小渔村，进进出出的渔船把人与海洋连接起来，在那个贫困的年代滋养着我们的身体——七十年代的许多夜晚，在渔船进港的隆隆声过后，许多人家的孩子都睡眼惺忪地等着吃刚从海里捞出来的鱼贝虾蟹。

素朴的民风则给了我书本上的没有的真知，它简单，至关重要。学校的老师，哪怕他们都不过是“下放”到这里的过客，却依然给了我人之初的精神养分。

往昔的单纯美好，与现时的一片狼藉泾渭分明、势不两立。

把一句流传于网上的话送给我即将在地图上消失的永远的故乡吧：很久以前，天是蓝的，水是绿的，肉是可以放心吃的，耗子是怕猫的，法庭是讲理的，理发店是只管理发的，药是能治病的，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结婚是先谈恋爱的，结婚了是不能泡MM的，孩子的爸爸是明确的。

——2009年，一个绿色生态城的计划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北塘将被全面拆除，从地图上彻底消失。

这就是北塘的港口，以前这里曾是渔火点点，热闹非凡，最近这些年萧条了许多。

北塘的中心街道，也是这个渔村唯一的一条重要（商业）街道，副食店、百货商店，都在这条街上。

从1980年起我就住在这里，一直到我一点点彻底离开北塘，这座房子现在还在，但已经办理了拆迁手续，应该在最近这些天就会轰然倒塌了。

这些照片是今年春节期间，我听说北塘要被拆时拍摄的，本来还想去拍一些我就读的北塘一小和北塘中学的照片，但可惜，这两所我的母校早就面目全非了。

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篇赵忠祥专访，8p，读后被雷。

赵老师退休后显然无所顾忌了，其厚颜无耻远远超出了我之前从他的公开言论里得到的认识。

我对此人并无了解的兴趣，他那倾国倾城的破鸟事儿也懒得再去进一步探知。买这期杂志本来是为了它的新疆封面，不小心巧遇赵老师，就读了下去。一读就读出了一个大雷。

当然，公众人物不必非得呈现出完美无暇的形象。克林顿的鸟事儿，美国人民还不都原谅了他？赵老师就是真和饶颖那个了，然后又那么了，也没必要把他推向道德审判台。可赵老师的这次倾吐，在我看来，却反倒触及了道德问题，实乃当代中国道德沦丧逻辑轨迹的缩影。

其实，赵老师不过是我党喉舌里的一小片口条儿，他的那点儿脏事儿比起某些官员一定差得很远，但他的自我消解逻辑却极具代表性，与现在社会上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的发生逻辑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他这次说的基本都是大实话，其自辩甚至不乏肺腑之言，还愤怒地抨击了腐败官员，其义愤填膺状，不比网上的自由主义声音弱，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对罗京去世规格过高的不满……诸如此类。

但，赵老师的这篇访谈越是真实，越是让我坐立不安。因为，他的立场完全建立在自我诡辩的基础之上，在他口中，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全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用在他看来比他更恶的恶人做标准。意思很简单，你们说我流氓，难道你们不知道现在社会上比我流氓的人有的是吗？《孟子》里面的寓言管这叫“五十步笑百步”。

然而，赵老师的真情流露，正是现在中国许许多多怪现状逻辑来源的一种。这篇文章的言论实乃一枚当代中国道德沦丧的活标本。

我曾批评某些年轻人的无底线，赵老师向全世界宣告了他是无底线的祖师爷。

必须强调的是，读这篇文章之前，我自认为对赵老师的厚颜无耻还是有所了解的，但读罢文章，才知道，还是不够了解。

也许我的雷点很低吧，这年月，太多事让我们雷不起来了，因为没有最雷，只有更雷。但每次耳闻目睹我们周围发生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我们都还是不免惊叹一下，慢慢地，慢慢地，惊没了，只剩了叹。

寻找当代中国道德沦丧的根源，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这个命题太过庞大。但每有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发生，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

我试图整明白，但到目前还没整明白。

这回，赵老师至少为我提供了一个逻辑方向，谢谢他老人家。

我一直刻意回避周遭对八十年代的赞颂，但这些天，我沉入到自己中学时代的美好回忆中去了，并开始与同学及朋友聊那个时候的单纯及美好，老师在我们心中的伟岸，（那个时候的老师也非完美，但确实整个社会风气却让他们显得更接近春风化雨的意境），我甚至设法与那些曾经被我遗忘的老师取得联系，想去看看他们。

有朋友说我老了，开始回忆了。也许吧。但我自己觉得，于我，这也许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

不怎么写博客了，一是懒，二是觉得没意思，今天为了赵老师，大半夜爬上来写上几笔。

赵老师语录：

• 很多所谓的正人君子，其实我都知道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甚至有一个记者，他专门写我的所谓花边新闻，最后他向我袒露：他说他跟一个小姑娘，把人家肚子都搞大了。我说老兄，你怎么能有脸装成正人君子来声讨我这个正人君子呢?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世界。

• …就算是对上了，说某人曾经跟一个女人不慎发生了这种关系。呃，够祸国殃民吗?够出卖情报吗?够反党反社会主义吗?难道你们都没有吗?把这窗帘拉上，大家都没有，出去都是正人君子;拉开以后，他妈都有，尤其那些贪官污吏。因此我非常仇恨那些人，伪君子不如真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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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怀念，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有些难过，但实话说，他的去世并未在我心里掀起那么大的波澜。给贵报写了一篇相关报道，请点击此处围观。还给《南方人物周刊》写了一篇评论，如下：

后冷战时代的最后一听可口可乐
平客

有一个和迈克尔•杰克逊有关的段子，是说这位“流行之王”十几年前就很想来中国演出，中国方面也很欢迎他，但他提出演出场地一定要在天安门广场，中国方面考虑了一下，也没表示反对。可“流行之王”接下来的条件有点离谱，说是要把毛主席的画像换成他的……

最后一小节八成是黑色幽默的演绎，可前面几小节则是确有其事。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后，当年曾经参与杰克逊北京之旅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报纸上撰文详细披露了1993年迈克尔•杰克逊差点就来中国开唱的详细内幕，文中印证了“流行之王“想在天安门开演唱会的想法，而中国方面不仅没有当即回绝，反而姿态十分开放，甚至还和他探讨了在故宫午门的可行性。需要指出的是，那一年，正值中国首次申奥。

当然，最后还是没来成，那篇文章并未点名具体原因。

流行音乐历史上，申请到他国首都广场上开演唱会的，迈克尔•杰克逊不是第一个，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上世纪80年代，甲壳虫成员保罗•麦卡特尼曾经向当时的苏联政府提出在莫斯科红场开演唱会的申请，遭到拒绝。2003年5月，俄罗斯政府批准了他的申请，摇滚乐在那一年红五月响彻红场。

一位从苏联时期一路走来的俄罗斯乐迷对美联社记者说：“我盼他盼了很多年。”

迈克尔•杰克逊还没来中国，就离开我们了，这让人着实有些遗憾。他的去世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引发了空前的反响，尽管他没能像麦卡特尼一样那么幸运，但至少，在世界级巨星猝然离世的悼念行列里，中国这次总算没缺席。

还记得吗？1980年，一个叫约翰•列侬的英国人被枪杀了，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出事的第二天，席卷全球的悼念声浪还是引起了中央电视台新闻编辑的注意，把这则震惊世界的消息编进了《新闻联播》。不过，即便当年我们中的谁，不经意看到了那条几十秒的新闻，也会把它当作一则莫名其妙的社会凶杀案件吧，备不住看着街上汹涌的人潮，还会联想到“帝国主义的水深火热”，“人民愤怒了”……

没亲历过“激情燃烧岁月”的年轻人，不妨做一个超现实色彩的假象——你如何向一位朝鲜的阶级弟兄解释，遍布全球的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一个来自美国的、舞步和声音都有些怪异的歌星去世而自发集体悼念？你能用朝鲜弟兄听的明白的话，说那个叫迈克尔•杰克逊的艺术家是你心中不落的金太阳吗？好像不能。

如此说来，从闭塞走向开放仅仅30年的中国，在集体追忆“流行之王”这件事上，被夹在了中间，一端是西方世界的切肤之痛，另一端是如同朝鲜般的一片茫然。这位“流行之王”跨越了中国的城乡、跨过了中国的五六七八零后——头一回，一位西方国际巨星的离去唤起了相当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是啊，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怀念迈克尔•杰克逊？

首当其冲当然是那飘然的太空舞步，哪怕你当年生活在中国西部的偏远山村，哪怕你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张贴在墙上的盗版海报。但他的舞步和姿态依然像一个炸雷，伴随着他特有的歌声中的尖叫，硬是把曾经黑白分明、尚且你死我活的两个世界对接到一块了。

而此时，正是冷战接近尾声的1980年代末期。一批中国青年及少年在成长，另一批中国新生儿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当他们长大一些的时候，他们会和许多这块土地上从未有过的光怪陆离依次亲密接触，这其中就有迈克尔•杰克逊——到了1990年代，他的音乐在影像技术的革命中，将带来新一轮视觉轰炸。

当然，连同迈克尔•杰克逊在内的西方流行音乐、摇滚乐都曾被视为洪水猛兽，以不同方式被强行禁止，但每一次禁止都将成为下一次高潮迭起的前奏。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样可以用来诠释20年来迈克尔•杰克逊在中国的迅速传播。

或许，迈克尔•杰克逊的离世，只不过勾起了你的回忆，那些肆意的成长岁月，这个人的音乐和舞步曾经让你更加勇敢地举起叛逆的旗帜。他走了，于是，你伤感了。如此而已。

然而，也许连你自己都不一定察觉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黄金年代与万里之外你的国度的国门大开狭路相逢，时代、社会乃至历史都会成为你们狭路相逢的必要条件。其中有不可名状的命运，也有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同样是这位伟大的、被认为不可复制的巨星，终其一生，他也无法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哪怕只是他的一张盗版海报，也几乎没有可能飞跃壁垒森严的三八线。

是什么阻碍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声在地球的一些角落响彻？又是什么让我们这些中国人终于没有错过它？

电影《再见列宁》的一个画面也许可以作为这个沉重问题的小小注解——柏林墙被推倒后的东德，不知外部世界巨变的母亲被藏在一间小屋里，屋内的布局都保持着社会巨变前的原貌，而那个时候，窗外的蓝天飘着一个巨大的红色气球，那是可口可乐的巨幅广告。

冷战渐行渐远，欢迎来到后冷战时代——迈克尔•杰克逊，他是后冷战时代的最后一听可口可乐。

怪鼠蜀这个词富含了猥琐、下作、低级等内涵。自由主义的光环遮盖不住怪鼠蜀的下三滥本性，主义之前是人性，没有人性，无论给自己套上任何主义的壳，都还是遮不住你那怪鼠蜀的核。

为民请命、伸张正义这些当然都没错，但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无论持何种政见，是不是都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自我修炼？满口真理，却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怪鼠蜀，亲爱的，教我如何尊敬您？

《南方都市报》揭开了中国报业时评的新时代，却也不可避免形成了暗流涌动的时评名利场。时评家们摆出为民请命、伸张正义的pose，可渐渐地、渐渐地，为民请命的初衷退居二线了。他们开始语不惊人死不休，用名人名言作虎皮，什么都敢写，反正上有谷歌下有百度。写着写着就把支持自己观点的读者一厢情愿认作粉丝了，（您倒不客气），随后奋不顾身投入了时评明星的假象与意淫。本想扮天使，却不小心露出了魔鬼或小丑的扮相。

所谓知识分子本应是社会良心，互联网也确实让中国的不同声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达，可是，与此同时，相当多所谓知识分子在意的其实不只是表达，他们中的一些会在私下聚会的酒令声中，攀比着各自粉丝的数量、博客的点击率，而现在，又多了一项最新攀比指标——谁的饭否关注的人更多。我想说的是，被人关注，有那么重要吗？不被人关注，会死啊？

至于背后是否有利益江湖，那就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了。

不是说中国所有知识分子都这德行，当然不是。但这类所谓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事实上，部分民运人士早在1990年就为这类人画出了未来画像。那一年，在美国召开的一个正式会议上，这些备受瞩目的流亡者畅想未来，心中的狂喜难以自制，其中一位（略去姓名）郑重且豪迈地说——三年后，我们进驻中南海。

远离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主义的怪鼠蜀，远离那些道貌岸然的“公共”知识分子，如同远离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这是我一直遵循的。

至于我之所以会关注社会、政治及历史，无非是为了能把小时候被洗的脑子洗回来——再想问题时，用的是自己脖子上的自己的脑袋。其实，于我而言，这并不那么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