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怀念，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有些难过，但实话说，他的去世并未在我心里掀起那么大的波澜。给贵报写了一篇相关报道，请点击此处围观。还给《南方人物周刊》写了一篇评论，如下：
后冷战时代的最后一听可口可乐
平客
有一个和迈克尔•杰克逊有关的段子，是说这位“流行之王”十几年前就很想来中国演出，中国方面也很欢迎他，但他提出演出场地一定要在天安门广场，中国方面考虑了一下，也没表示反对。可“流行之王”接下来的条件有点离谱，说是要把毛主席的画像换成他的……
最后一小节八成是黑色幽默的演绎，可前面几小节则是确有其事。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后，当年曾经参与杰克逊北京之旅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报纸上撰文详细披露了1993年迈克尔•杰克逊差点就来中国开唱的详细内幕，文中印证了“流行之王“想在天安门开演唱会的想法，而中国方面不仅没有当即回绝，反而姿态十分开放，甚至还和他探讨了在故宫午门的可行性。需要指出的是，那一年，正值中国首次申奥。
当然，最后还是没来成，那篇文章并未点名具体原因。
流行音乐历史上，申请到他国首都广场上开演唱会的，迈克尔•杰克逊不是第一个，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上世纪80年代，甲壳虫成员保罗•麦卡特尼曾经向当时的苏联政府提出在莫斯科红场开演唱会的申请，遭到拒绝。2003年5月，俄罗斯政府批准了他的申请，摇滚乐在那一年红五月响彻红场。
一位从苏联时期一路走来的俄罗斯乐迷对美联社记者说：“我盼他盼了很多年。”
迈克尔•杰克逊还没来中国，就离开我们了，这让人着实有些遗憾。他的去世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引发了空前的反响，尽管他没能像麦卡特尼一样那么幸运，但至少，在世界级巨星猝然离世的悼念行列里，中国这次总算没缺席。
还记得吗？1980年，一个叫约翰•列侬的英国人被枪杀了，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出事的第二天，席卷全球的悼念声浪还是引起了中央电视台新闻编辑的注意，把这则震惊世界的消息编进了《新闻联播》。不过，即便当年我们中的谁，不经意看到了那条几十秒的新闻，也会把它当作一则莫名其妙的社会凶杀案件吧，备不住看着街上汹涌的人潮，还会联想到“帝国主义的水深火热”，“人民愤怒了”……
没亲历过“激情燃烧岁月”的年轻人，不妨做一个超现实色彩的假象——你如何向一位朝鲜的阶级弟兄解释，遍布全球的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一个来自美国的、舞步和声音都有些怪异的歌星去世而自发集体悼念？你能用朝鲜弟兄听的明白的话，说那个叫迈克尔•杰克逊的艺术家是你心中不落的金太阳吗？好像不能。
如此说来，从闭塞走向开放仅仅30年的中国，在集体追忆“流行之王”这件事上，被夹在了中间，一端是西方世界的切肤之痛，另一端是如同朝鲜般的一片茫然。这位“流行之王”跨越了中国的城乡、跨过了中国的五六七八零后——头一回，一位西方国际巨星的离去唤起了相当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是啊，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怀念迈克尔•杰克逊？
首当其冲当然是那飘然的太空舞步，哪怕你当年生活在中国西部的偏远山村，哪怕你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张贴在墙上的盗版海报。但他的舞步和姿态依然像一个炸雷，伴随着他特有的歌声中的尖叫，硬是把曾经黑白分明、尚且你死我活的两个世界对接到一块了。
而此时，正是冷战接近尾声的1980年代末期。一批中国青年及少年在成长，另一批中国新生儿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当他们长大一些的时候，他们会和许多这块土地上从未有过的光怪陆离依次亲密接触，这其中就有迈克尔•杰克逊——到了1990年代，他的音乐在影像技术的革命中，将带来新一轮视觉轰炸。
当然，连同迈克尔•杰克逊在内的西方流行音乐、摇滚乐都曾被视为洪水猛兽，以不同方式被强行禁止，但每一次禁止都将成为下一次高潮迭起的前奏。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样可以用来诠释20年来迈克尔•杰克逊在中国的迅速传播。
或许，迈克尔•杰克逊的离世，只不过勾起了你的回忆，那些肆意的成长岁月，这个人的音乐和舞步曾经让你更加勇敢地举起叛逆的旗帜。他走了，于是，你伤感了。如此而已。
然而，也许连你自己都不一定察觉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黄金年代与万里之外你的国度的国门大开狭路相逢，时代、社会乃至历史都会成为你们狭路相逢的必要条件。其中有不可名状的命运，也有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同样是这位伟大的、被认为不可复制的巨星，终其一生，他也无法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哪怕只是他的一张盗版海报，也几乎没有可能飞跃壁垒森严的三八线。
是什么阻碍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声在地球的一些角落响彻？又是什么让我们这些中国人终于没有错过它？
电影《再见列宁》的一个画面也许可以作为这个沉重问题的小小注解——柏林墙被推倒后的东德，不知外部世界巨变的母亲被藏在一间小屋里，屋内的布局都保持着社会巨变前的原貌，而那个时候，窗外的蓝天飘着一个巨大的红色气球，那是可口可乐的巨幅广告。
冷战渐行渐远，欢迎来到后冷战时代——迈克尔•杰克逊，他是后冷战时代的最后一听可口可乐。
怪鼠蜀这个词富含了猥琐、下作、低级等内涵。自由主义的光环遮盖不住怪鼠蜀的下三滥本性，主义之前是人性，没有人性，无论给自己套上任何主义的壳，都还是遮不住你那怪鼠蜀的核。
为民请命、伸张正义这些当然都没错，但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无论持何种政见，是不是都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自我修炼？满口真理，却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怪鼠蜀，亲爱的，教我如何尊敬您？
《南方都市报》揭开了中国报业时评的新时代，却也不可避免形成了暗流涌动的时评名利场。时评家们摆出为民请命、伸张正义的pose，可渐渐地、渐渐地，为民请命的初衷退居二线了。他们开始语不惊人死不休，用名人名言作虎皮，什么都敢写，反正上有谷歌下有百度。写着写着就把支持自己观点的读者一厢情愿认作粉丝了，（您倒不客气），随后奋不顾身投入了时评明星的假象与意淫。本想扮天使，却不小心露出了魔鬼或小丑的扮相。
所谓知识分子本应是社会良心，互联网也确实让中国的不同声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达，可是，与此同时，相当多所谓知识分子在意的其实不只是表达，他们中的一些会在私下聚会的酒令声中，攀比着各自粉丝的数量、博客的点击率，而现在，又多了一项最新攀比指标——谁的饭否关注的人更多。我想说的是，被人关注，有那么重要吗？不被人关注，会死啊？
至于背后是否有利益江湖，那就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了。
不是说中国所有知识分子都这德行，当然不是。但这类所谓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事实上，部分民运人士早在1990年就为这类人画出了未来画像。那一年，在美国召开的一个正式会议上，这些备受瞩目的流亡者畅想未来，心中的狂喜难以自制，其中一位（略去姓名）郑重且豪迈地说——三年后，我们进驻中南海。
远离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主义的怪鼠蜀，远离那些道貌岸然的“公共”知识分子，如同远离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这是我一直遵循的。
至于我之所以会关注社会、政治及历史，无非是为了能把小时候被洗的脑子洗回来——再想问题时，用的是自己脖子上的自己的脑袋。其实，于我而言，这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转一篇文章，写的真痛快。话说《南京！南京！》首映那阵子，我和一朋友说，陆川的片子最多最多也就是等网上有了，实在闲的难受的时候，下来看看。朋友回复：“我不会以任何媒介观看这部电影。”我一琢磨，是这么回事。闲的再难受的光阴，它好歹也是光阴，是不是？
我不算一个电影迷，只是间歇性迷电影而已。除了看片子，偶尔翻翻越来越没法看的《看电影》。前几个月开始买《电影世界》，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好看啊！这不，5月号的卷首语文字犀利、含而不露。特此转载。
《电影世界》2009年5月号卷首语
不哭不行
尚可
在某网站扫了一眼，知道那哥们又当众哭了。文章没看，不知道具体为什么。但他拍了南京大屠杀，想必有很多理由哭上一场。我能为他想到的最崇高的理由是，他在为七十多年前死于大屠杀的同胞们而哭。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拍这片的时候应该天天在哭，于是他得这样哭哭啼啼地过四年，一直哭到首映式的现场，当着一群狗仔队他还要继续哭。我琢磨着，等片子上映了，人们都知道他这件事了，那他这件事就过去了，他大概就应该可以不哭了。所以我的想法是，甭管因为什么，就让这件事快点过去吧，别让挺大一个人老在那儿当众哭了。
我和他不熟，但坐在一起喝过一次酒。那时他刚拍完上一部片，深更半夜打电话请我出去聊聊，口气似乎很仗义，不过因为我都脱衣睡了，也没太听清楚那意思，只觉得盛情难却，不去有点不识抬举，所以就起床赶过去了。在使馆区的某个露天酒吧，他与好些个气质不俗的善男信女正喝酒，那些人我不认识，但熟悉他们那种造型，就是那种把电影当作巨大一件事的文艺男女。他坐在那里很惬意，姿势很明确地表明他是个人物。
他 给我弄了一杯什么牌子的红酒，然后我坐下来等他说事。我认为他深更半夜找我来一定有事，可是坐了半天我也没挺出来他究竟有啥事非要跟我聊不可。直到快散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终于听明白了他那意思，也可能是我弄错了，但我确实在他的话里闻出了一种怪味——原来他在等待我表达一种欣赏，然后准备恩赐我一个接近传奇的机会。我自以为看明白了这个意思之后，就感到很不好意思，我当时就觉得这顿酒他白请我喝了，因为我其实不喜欢他的电影，也不喜欢有人既媚雅又装酷，还不喜欢跟气质太文艺的男女喝酒，尤其不喜欢喝红酒，更加不满深更半夜地被叫出来谈论一部没有性关系只有文艺腔的哭穷电影。我的脸想必拉的老长，心说你丫又不是麦当娜，你这样在后半夜占用我的睡眠时间让我看你吟风弄月自我陶醉太他妈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因此得到了一个再确切不过的结论，某些搞文艺的人应该正经八百的先拿出一点才华来掩饰一下自己的自恋。比如说这导演，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他的电影可能给你的印象还好点，但如果你见过他那做派，再看他的电影就很尴尬。因为你到处都能看出装酷的秀才、自恋的文人以及不顾一切向上拍的野心家的狐狸尾巴。他认为使出浑身解数来表现最崇高和最时髦的命题就能征服世界，但其实他暴露的都是自己的渺小，而且暴露的还不少。我不明白他们身边为什么没有朋友告诉他一声，有些投机的动作太明显，以至于不用看他的作品，一看他摆出的姿势就令人发笑。
他在宣传上一部片子的时候就当众哭过一次，他说那电影是用命换来的。我知道他的剧组不幸死人的事，单卧看到他当着一拨又一拨的记者像书里写的刘备似的说哭就哭还是很诧异。哭泣应该是男人最隐私的一件事，把这拿出来当众传播太像撒娇，要是用这种广告的方式悼念战友也有点太良苦用心。
这些话也许说得太刻薄，或者他真的不哭不行，天生就有自我表演的真诚，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她因为自己想要忧伤的愿望而忧伤起来”（大意）；他的哭也许同样是被自己感动了，但是也确实应该有人告诉他，其实事情没那么巨大，至少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事值得一哭。
早前，我很尊敬的一个制片人打电话让我看看这个大屠杀的电影，他说，想跟我讨论一下。我下了一整天的决心，但在看了预告片和几个我信任的朋友的评论后，我就决定不去看了。不过我似乎可以史无前例的写出一个我没看过的电影的评论：这是一个具备足够才气的电影，那位曾请我喝红酒的人已经成为一个可怕地角色，他有足够的顽强坚持他必须要坚持的东西，也有足够的聪明妥协他肯定要做的妥协，他还有足够的鉴赏力判断什么是文艺，什么是崇高，什么是牛逼，他几乎知道所有那些看似高级的东西，因此他煞费苦心的向这一切进取，他掌握了达到各种目的的手段，他把这些面上的东西做得有声有色，就像引诱浮士德做交易的梅菲斯特…… 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看不见他自己灵魂里的东西，但只看到一个野心勃勃并且过于懂事的聪明人的一揽子目的，他为此拍了一个人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大屠杀电影，他想用震撼世界的苦难，谄媚这个世界的崇高。
这本来跟我没球关系，但我得向那位我尊敬的制片人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没去看那电影——就这么回事，我有一次很坏的喝红酒的记忆，此外我不得不承认，我觉得他哭得实在太烦人了，这至少是第二次了，当众哭哭啼啼，哭得好像他是世界之子。个人对此不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