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博鳌言论当天，twitter上就一片反对之声，最有趣的是一位台湾朋友的轻蔑，言外之意，“一个连自己老二都管不好的人”谈什么“中国人就该被管”，很荒唐。
这件事这几天愈演愈烈，剥开来看，无非以下几点：
1.中国人该被管吗？这一点韩寒老师已经说出了我的想法，是人就该被管，不只是中国人，但依据应该是法律。
2.言论自由有界限吗？当然有，首当其冲的还是法律。法律之外还有一些约束，比如所谓“政治正确”（即PC，Political Correct），英美媒体偶有对同性恋、黑人及弱势群体的嘲讽，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导致当事人被开除之类的后果。“政治不正确”并不触犯法律，但往往会因舆论压力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惩罚。成龙这次惹起众怒，和北大孙东东有点像，倒也算不上“政治不正确“，但却违背了已经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这两天，香港、台湾有人提出取消成龙形象大使的资格，两地均有官方人士出来发表意见说不会取消，理由是成龙也有言论自由。我很赞同，它遵循了那句已经被重复烂了的话——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3.香港、台湾太自由了吗？自由在法律的约束下，永远都不会有“太”不“太”的问题，就像一个经济发展稳定的社会，永远都不必担心人民会不会因为生活太富裕而吃得太饱乃至撑死。在包含中国大陆的华人社会谈自由过度的问题，有点像和每天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宣讲吃肉太多会导致胆固醇过高，不是没道理，只是太奢侈了。既然自由靠法律约束，那么该完善法律体系的，就去完善法律体系，不要嫁祸于自由本身。
4.台湾很乱吗？相当多大陆人看到台湾政客对骂甚至大打出手就得出结论台湾很乱，我想说的是——政客对骂并大打出手，乱在明处、乱在表面。相形之下，人民大会堂里倒是林立着“一致通过”决议而举起的林立的手，但和谐外表下隐藏的巨大阴影蕴含着深层隐患。我的一些台湾朋友对他们的言论空间并不满意，自省台湾的声音嘈杂掩盖了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台湾民主实践的更高追求，他们已经完成了人人可以自由表达的民主初体验，正朝着新的目标进发。要知道，沟通的前提条件是让民众自由表达。
5.成龙需要道歉吗？这几天，事情越闹越大，有人以莎朗斯通做对比，要求成龙出来道歉，其逻辑是既然当初左愤们要求莎朗斯通道歉，这次成龙也该道歉。我觉得大可不必，理由很简单，就像当时我不认为莎朗斯通有任何必要道歉一样。至于由此升级为发动民众集体抵制成龙电影、演唱会，更是不堪。
6.断章取义了吗？成龙表态说他的话被断章取义了。日前，《苹果日报》刊出了足本的成龙言论，特此引述：“回归这10年后，我不知道，我是在香港长大的，我也不知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正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香港今天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需要管的，如果不管，一开放，我们就为所欲为。我到新加坡去，为什么不能吃口香糖？原来不吃口香糖是对的。我给你吃口香糖，那些人就沾在桌子上、摆在椅子上，根本不自爱。很多人不像美国、日本一些地方，会自动地自爱，你不自爱的时候，政府就会管你。我开放，给你为所欲为，到今天，有些人滥用言论自由，滥用文化自由，滥用了人权自由，去滥用了。”
相关阅读：我在《联合早报》读到了一篇有关这次事件的比较中肯的文章，《成龙说“该管” 才真惹火台湾人》
前阵子，听说一部韩剧叫《该隐与亚伯》，涉及朝鲜特工题材，就特感兴趣。一搜，发现网上有人说这出戏丑化了中国，罪状有把上海拍得很灰、很脏，开车半小时出去就是沙漠，到处是偷窃、行贿，诸如此类吧，然后得出结论说韩国人不遗余力把中国描绘出野蛮、贫穷、落后的国家。于是，网上就有人愤怒了，还有字幕小组高调抗议，宣布拒绝继续翻译这出戏。
我还是想办法找到了带中文字幕的这出戏，看了好几集，也没看出来它怎么就丑化中国了。
本来，这事儿我也就忘了，今天忽然看到新闻重提此事，这回是媒体直接炮轰。当然，还是老问题——丑化中国。
我就纳了闷了，中国怎么就那么容易被丑化呢？80年代，陈冲演《大班》里面一个中国女子，无非是在外国人面前宽衣解带之类的，就被国内贴上了丑化中国的标签，陈冲也被斥责为卖国贼。《红高粱》在西方获奖，竟然也被说成靠卖弄中国的落后满足西方人丑化中国的变态心理。20年来，西方影视作品里的中国，动不动就被国人拿出来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审查”一番，和我们的价值观不吻合的，就一律打上“丑化中国”的标签。
到了《该隐与亚伯》，我们又把“丑化中国”的使命交到了韩国人手上。
这么急着把“丑化”二字往自己脸上贴的国民心理，其狭隘昭然若是。
我没工夫在这里逐个镜头分析《该隐与亚伯》中的中国镜头。我想到了两部戏，做一个对比分析：
一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印度贫民窟的落后在这部电影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印度媒体也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但并未阻止它在印度上映，也未见印度媒体集体声讨英国导演“丑化印度”，甚至上升到“彰显英国人扭曲心理”的高度。
二是美剧《24》第七季，这一季，恐怖分子轻松闯进白宫，甚至给了美国女总统一个响亮的耳光，整个国家陷入瘫痪。我反正是没见到美国民众及媒体抗议福克斯电视台“丑化美国”。事实上，按照中国人的“丑化理论”推理，世界上丑化美国最猖狂的恰恰是好莱坞电影。
与这两出戏的“丑化”相比，《该隐与亚伯》对中国的描绘实在不算什么。
设想一下，如果《24》第八季把场景挪到中国，以恐怖分子破坏北京奥运会为主题，还不得升级为外交事件啊！
至于韩国人是不是真有所谓的扭曲心理，不是我想探讨的问题，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自己反思就好了，轮不到我们替人家想，我们还是先看看自己的心理是不是扭曲吧。
顺便说一下某些字幕小组的角色。这些年，承蒙各个字幕小组的辛苦劳动，中国人与世界同步看到了许多影视作品。但这次《该隐与亚伯》的字幕小组高调抗议并拒绝翻译，有点儿搞笑了。你翻译上传人家的作品本来就是非法的，当然，我们看也是非法的。这部剧不对你心思，不乐意翻了，停下来自然没谁管得着你，但扯上民族主义气概，并以拒绝翻译为旗帜来表现这种气概，实在离谱，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形容就是小偷罢偷。
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不再充满饥渴地把别人丑化自己国家的标签到处乱贴呢？and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有底气即便真有人恶意丑化自己还能一笑了之呢？
如果你真那么那么美，别人“丑化”几下子，难道就能把你变丑？
而如果你确实没有那么那么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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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壤期间，曾有几次闻到刺鼻的怪味，一次是在金日成礼品馆，一次是在地铁里，还有一次是在金日成故居。
外国人在朝鲜不能自由行动，也很难有机会与当地老百姓近距离接触。因此，在平壤街头行走的当地人就会被我们这些游客不断窥视，他们大都穿着干净、整齐，看不出什么饥饿与贫困的迹象，胖子确实不多见，但也不像段子里传说的那样——“全朝鲜只有俩胖子”。当然，据说能住进首都的人都是根儿正苗红的，想必平壤人应该还不至于终日在饥饿的边缘挣扎吧。
金日成礼品馆内的过道比较窄，我们这些游客参观时，曾经几次和当地的参观队伍狭路相逢，他们看上去像是来自各个地方的学生或工人，我们之间的距离甚至连一米都不到，这应该是这辈子我和普通朝鲜百姓最近距离的接触了。那些人基本不看我们，眼睛凝视着前方，显得有些肃穆、庄严，他们的穿着都很干净，有的人脸上白里透红，有的则黝黑或泛黄，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作为鉴别出身与生活质量的参照。当然，他们每个人胸前都戴着一枚金日成像章。
与他们擦肩而过时，就会有一股刺鼻的怪味扑面而来。在礼品馆阴凉的甬道里，这股怪味格外明显。对我来说，这怪味并不陌生——小时候到渔民子弟同学家里串门，就会闻到类似的怪味。
地铁里的怪味则更加明显。平壤的地铁一点也不拥挤，但毕竟和当地人的距离更近了，车厢内似乎也没有换气设备，那股怪味就愈发刺鼻。
我偷偷问随行的中方导游，这股怪味来自何方。她多次带团入朝，对那里的情况了解比较多。她低声告诉我：平壤缺水，一般老百姓每个月只能洗1-2次澡。
后来参观金日成故居时，我们又遇到了几批朝鲜的参观队伍，我甚至还大胆提出和其中的几位学生合影，他们的领队并未严词拒绝，朝方导游也表示了默许。几位学生和我并肩站立，我搂着他们冲着照相机傻笑，此时，那股刺鼻的味道从这群孩子中再次散发出来……
那一瞬间，我有点儿难过。不是同情，而是难过。
在金日成故居前与朝鲜学生合影
从朝鲜回来已经半年了，一直想写点什么，记录在那里的6天，但一直没能动笔。中国人看朝鲜，最普遍的视角是“现在的朝鲜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去那里的中国人大都带着乘时光穿梭机回到过去的新奇感。去之前，我就对这样的视角很是不以为然。这半年，有关朝鲜的点滴印象总是不停侵扰着我，于是就更无法认同这种简单粗暴的审视目光，它多少带着些穷人乍富的侥幸的心理。
至于西方人看朝鲜，第一个关键词自然当然就是独裁，好像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每天忙着把人推进搅拌机，出品朝鲜牌人肉罐头，红色的标签，上面沾满了鲜血。
而各种出版物、纪录片都冠以“真实”、“揭秘”、“走进”这类字眼，去朝鲜之前，我看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关于朝鲜的文字及视频，但大都是商业式的肤浅卖弄。这个国家门户森严，进去了也是寸步难行，你能看到它的真实？果真能揭开它的秘密？
我当然也不例外，在严密监视下度过了汗毛倒立的6天，离境时遭到盘问，被没收了一台相机，甚至差点滞留在那里无法回来。但我依然没办法单一面向地给这个国家下一个结论。我尽可能让自己抛却普遍存在的猎奇心理，不俯视，当然更无需仰视。半年以来，围绕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朝鲜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我也想尽办法透过各种渠道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当然，和你一样，这基本上是徒劳。
但是，就在从朝鲜回来两个月后的某天，我接到了一个来自朝鲜境内的电话。
围绕《团长》的争议势必是要发生的，今天，央视徐俐连续两篇抨击《团长》的猛文终于让这场争议浮出水面。徐俐用“心痛”、“愤怒”这样的字眼质疑《团长》的创作真诚。
实际上，第一个因《团长》而愤怒的是周传基，前些天，网上流传了一篇周传基的批评文章，把《团长》骂了个狗血喷头。周传基最有名的身份就是张艺谋的恩师，著名老愤青，就《团长》这件事而言，他有一个头衔至关重要——曾经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前几天，我联络上了周传基在大陆的助理，确认了网上的那篇檄文确实出自他的手笔，并提出采访。周传基提出要求，必须原封不动地刊出他的言谈，尤其是“《团长》是××××”这句话。周传基使用的这四个字极具杀伤力，已经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势必引起轩然大波，加之他希望谈的话题与我要写的主题有偏差，经与《南方周末》商议，我放弃了这次采访。不过，放下电话，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团长》到底怎么了，引起一位84岁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如此这般的愤怒？不惜用上了“××××”这样的字眼，仅仅因为他是个著名的老愤青吗？我很好奇。
第二天，我采访一位资深军事迷，此人是8年坦克兵，在网上有一定知名度，对军事、武器有研究，阅读过大量中国远征军的史料。采访前，我曾侧面对此人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他应该会对《团长》有正面的评价，这也是我采访他的最初动机，因为对《团长》负面评价的采访对象已经够了。没想到，说了没两句，这位军事迷就告诉我，他看了《团长》，很愤怒。他认为，《团长》在挑战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卖弄、炫技、不真诚，是对中国远征军的亵渎。他举了许多例子，如果这篇文章有机会发表出来，你会看得到的。
我不喜欢《团长》，为了做报道，我不得不忍着往下看，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次失败了的实验。有一个说法我很赞同，《团长》是一部这样的戏：创作者举着个实验的大牌子，还大声嚷嚷着——瞧一瞧啊，看一看啊，我实验啦，我实验啦……
徐俐的猛文出来后，凤凰网发了一篇倾向性很明显的报道，其中有这么一段：
- 圈内某知名人士在接受凤凰网娱乐采访时，则对徐俐第二篇博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官气”感到不寒而栗，“你看这句‘给你们机会了，你们不珍惜’的言论，完全是官员训下的口气嘛，教训、训诫，令人恐惧。再说，康、兰的机会是靠别人给的吗？”
我很好奇所谓徐俐的”官气“来自何方，她不过是一位新闻主播，就《团长》而言，她只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观众而已，那句”给你们机会了“在我听来，一点问题也没有——没错啊，至少投资方给了《团长》4100万啊，这不是机会吗？至少观众因为《士兵突击》而对《团长》倾注了关注啊，这不是机会？至于说康洪雷、兰小龙的机会是不是靠别人给的，我想他们自己应该最清楚。我只知道一个道理，任何一个人，哪怕你是天才，没人给你机会的话，你就在家趴窝吧。天才与机会的辩证关系，恐怕是三岁的孩子都知道的道理。
针对徐俐的猛文，片方回应说：“我们最不缺的就是真诚。”我觉得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号称自己“最不缺的就是善良、诚恳、忠厚”，这类美誉的字眼，如果不是自己喊出来、而是让别人真切感受到，似乎更好。
《团长》到底真诚不真诚，我的看法是他们真诚地做了一次失败的实验，《士兵突击》给了他们这次实验的可能，但我不得不说，他们搞砸了。至于到底哪里砸了，已经有许多人分析过了，我这个不懂文艺戏剧理论的观众就不重复了。
前些日子，我有一种感觉，《团长》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新衣”，围绕着“看懂看不懂”有很多争论，似乎这部剧很高深，已经到了不能说不好的地步，就好比皇帝没穿衣服，但他是皇帝啊，不能说他没穿衣服啊！我真没觉得这部剧有什么看不懂的，它只是不好看而已。
有一个追问，它依然只是我个人的追问而已：同一拨人，拍出了《士兵突击》那么细腻平和的戏，怎么能拍出《团长》这么粗糙浮躁的戏？我曾就这个问题向朋友小卓找答案，她说：我也想知道答案。然后，她又说，看来，在巨大的成功面前，保持平和是一件多么难的事。
总而言之，尽管我没像徐俐那般愤怒，但我依然挺她。现在有一个潮流，就是“央视过街，人人喊打”，这自然有其渊源。但央视里面的人却不乏清醒者或勇敢者，比如白岩松、崔永元，还有这次《团长》争论我看到的徐俐。有一种荒唐的说法是“体制里的坦克人怎能喜欢《团长》”。我的看法是：其一，《团长》是何方神圣，竟然都能成为划分体制内外的标志？其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反体制，其实是一种很体制的姿态。其三，你不在央视，你就体制外了吗？更何况，很多时候，体制恰恰存活于在人的思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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