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asis在NME网站公布消息说其中国演出被取消，原因是乐队成员Noel Gallagher在1997年曾经参加过一次在纽约举行的支持藏独的音乐会。
据说都已经售票了，那应该是拿到批文了。那为什么主管机构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时才作出临时取消的决定？我猜测最大的原因也许是他们之前并不知道Oasis所谓的“历史污点”。
这件事应该与Bjork去年在上海演出时的“藏独”事件有关。那之后的2008年7月，文化部颁布新的管理规定，“我国将不引进曾参加危害我主权活动的境外表演者”，可是，谁能告诉我，如何界定一场演出对一个国家的主权形成危害？
像Oasis这样有“历史污点”的西方摇滚乐队则多如牛毛。仅以1997年纽约那场著名的支持藏独的音乐会为例，那张“黑名单”包括了相当多的西方知名的摇滚艺人，比如Radiohead。而港台艺人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声援过“六四”的，有“台独”立场的。如此这般，除了朝鲜的那些个功勋演员，就没几个能来中国演出的外国艺人了。
中国现在客观上已经是和西方国家在一个地球上共事的国家了。（冷战期间，我们和他们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因此，调和意识形态的分野是当务之急。是调和，而不是激化。“藏独”等一系列问题，西方许多人士和中国官方及部分民众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一样，要面对这个现实，采取积极的方法沟通，而不是用强硬的手段激化。硬碰硬只能适得其反，采取开放的心态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才是当务之急。尤其重要的是，文化艺术交流不是政治斗争，Oasis这样的海外艺人不是西方政客，不能用政治的、外交的手段来处理文化交流事务。取消Oasis的演出也许能点燃中国一部分爱国愤青的爱国热情，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与西方的阻隔，尤其是会引起西方民众的恶感，实在是得不偿失。当然，另一个得不偿失是，会让中国的摇滚乐迷大失所望——他们本来不过是想在自己家门口看一场好看的演出，而已。
我觉得，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化交流活动。
PS：新浪音乐发的相关新闻，有一句是这样写的：“外国网友对中国政府的这项举动大部分还是支持的，有人说诺埃尔把金钱放在灵魂前面。也有人说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向中国学习，维护自己的主权。”——新浪音乐的编辑们是不是在向网民告知，他们那里没人懂英文呢？
一位署名lzh的网友在我批评RFA的博客文章下面留言如下：
- 什么叫民主？中国现在有多少人真正有多少人了解民主？中国有民主的传统吗？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中国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需要的不是民主，民主给他们带不来生活上的富足，几千年的专职，他们也不懂什么是民主，需要很长的时间建立民主，何况民主需要我们中国人共同努力，我不知道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愿意跟着国外的媒体跑，整天炮轰自己的国家，却不知道为自己的国家做一点事情，哪怕一点点对民主有利的事情也好。
我要说的是，那篇批评RFA的文章是就新闻业务问题进行探讨，而非否定RFA的价值观，恰恰相反，我是这类敌台的常年听众，他们在新闻制作上发生不严谨的现象，我痛彻心肺，希望他们改进。我认为，尤其作为一家以传播民主自由理念为主旨的媒体，RFA更应该做到专业及一定程度的客观、公正。
而至于lzh提及的民主问题，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不过，他的观点在中国有相当大的代表性，特做如下回复：
1.大多数民众不必去了解民主在学理上的定义，在西方民主国家，普通民众也不一定能说出关于民主的名词解释，因为这大可不必。而且，什么叫真正了解民主呢，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陷阱——你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你不了解民主，你们国家没有民主传统，于是，你们不配民主，这很荒唐。连温家宝总理都在讲民主是普世价值，普世的意思是，不分阶级，不分国家，这是全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因为民主体系是一种最大程度保护基本人权的制度，它一定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它肯定比专制或集权好得多。中国农民不需要民主，那他们就只能任凭别人侵占土地？他们的冤屈就理所应当得不到申诉的机会？——没有民主的护航，连宪法都是一纸空文，更何谈其它？反观专制就能给农民带来富足吗？仅以上世纪的中国专制时期而言，无论民国年间还是六、七十年代，农民的日子苦不堪言。没有制度的保障，人民（不仅农民）只能盼着明君驾临，可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明君是多么的罕见。中国人只能把自己的命运压给轮番登场的皇帝，它是大独裁者还是明君，这要看你的运气。
2.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是没错。但是，不是坐在专制的土堆上发呆，民主就会自然到来。中国的民主体系确实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的，但关键在于，如果你都认为民主对中国（农民）是个坏东西，那还建它干啥？这是自相矛盾。
3.国家及其政府就是用来炮轰的。在我眼里，国家是个空洞的概念。我很厌烦所谓的爱国主义，我必须指出，我不爱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我也没什么可为这个国家自豪的。我生活在地球上，碰巧生在这片土地上了，我在这里尽自己的本分，为自己活着而努力，如此而已。至于政府，它是人民选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炮轰它，目的是为了让它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这更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你所说的炮轰国家而不做事情的现象，你不觉得他们炮轰国家本身就是在为这个国家做事吗？尤其是为这个国家的民主未来做着努力吗？哪怕他们的观点很极端，甚至惹人生厌。
4.为什么很多人都愿意跟着国外的媒体跑？你难道不知道答案？那你得好好学英文了，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可以参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往美国、加拿大跑。）西方媒体当然有缺憾，有时甚至还有硬伤，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比贵国的《人民日报》、CCTV要接近真实很多很多。我承认，中国媒体在不断改善，这些年的进步很大，尤其是有了互联网之后。但还差很远很远，现在是进一步、退两步，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民主体系的护卫。碰上自由派占上风，就进了一步，反之，就会大倒退。我们只能盼着自由派的明君管理媒体？这么个盼法，早晚要判瞎了你的眼睛，媒体的公正时代也不见得会来临。
5.每一个在田地里耕耘的农民，每一个在写字楼里出入的白领，他们都是在为这个国家做事情，他们每天做着最实际的工作，然后按月缴税。为国家做事情，从来不是听从一声号令，参加爱国红心或抵制法货行动，那玩意一点意义也没有。为国家做事情更不是对这个国家的顽症视而不见，有意遮掩，反而是大胆直言，奋力炮轰。当然，中国现在肯定有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可能真的没为自己进而为这个国家做什么事情，但他们肯定是少数，而不是你说的“很多”。而一个公民纳了税了，质问或炮轰自己的税钱被人糟蹋了，这更是天经地义的。
6.我素来对政治游戏毫无兴趣，但既然生来为人，我就得知道一些最起码的常识，独立思考后，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对左愤和右愤同样反感，因为吵来吵去的声音里，缺乏理性的声音。但这不能阻挡我对民主制度的无限向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没有对专制制度的反思，没有对民主价值一定程度的认同，中国这三十年的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
7.我不知道你的年龄， 如果你是七零后或八零后，年纪轻轻的，多读些书吧，多了解一些中国现实社会的悲哀吧，尤其是中国农民的现状，我推荐你读《中国农民调查》。当然，也可以多了解一下自由世界的美好吧，这个推荐你读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
几年前，曾经看到夏志清的《新文学的传统》、黄仁宇的《明代的漕运》以“灰皮书”的样子摆在书店里，顿时心中一喜。那几年，异军突起的出版新军里，我“粉”广西师大出版社，“广西师大”出过学术“黄皮书”系列，我满以为此“灰皮书”是彼“黄皮书”的延伸。于是，看也不看，买了下来。回家一翻，竟然不是“广西师大”的，而是新星出版社出的。
我爱书成魔，但与出版界素无勾搭，也就无从打听这“新星”是何方神圣。好在有网络，上网一搜才知道，它原来是外文局下面专门给国家出白皮书的出版机构，这几年才开始迈着小碎步，尝试出一些给寻常百姓看的书。
此后，牟宗三、杨联陞等大家的著作陆续登场，我自然是照单全收。不过，到现在我还很纳闷的一件事是，好像2006年就看到广告说“新星”的这套“灰皮书”中，有我仰慕已久的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可是到如今我也没见到面世，不知道是我错过了，还是出版社最终没出成。说起来，这套“灰皮书”那么多大学问家里，我对夏济安是情有独钟的——1985年，我买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夏济安著作《现代英文选评注》，从那时起，夏济安就成了的英语启蒙老师，夏济安的讲解融会贯通、张弛有序，着实展现了他深厚的功底。后来，有幸读到《夏济安日记》，对这位英年早逝、客死他乡的民国知识分子更是心生敬意。
用屁股想一下也会知道，一家出版社要是光出这类学术书的话，早晚得饿死。这套学术“灰皮书”没出几本，就陆续在市面上看到了“新星”出版的各类书籍，这之中如雷贯耳的自然是“午夜文库”。“午夜文库”自打一开始就显示出在侦探小说领域雄心勃勃的气魄，这套书分经典系列和大师系列出版，红色硬皮的包装一度被侦探迷们美称为“红宝书”。可惜，我没那么沉迷侦探，那些名家的推荐语对我也不起什么作用，只是买了以前看过的几本作为收藏。不过，“午夜文库”一路走下来，竟然没有间断，果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侦探宝库，也多少有些始料未及。而我心里还是惦记着那套“灰皮书”，尤其是夏济安那本书，到底出没出，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悬疑。
我不懂出版，但我琢磨，尽管“午夜文库”比学术“灰皮书”理论上好买一些，但估计也成不了大卖的畅销书。再去书店，就又看到了五花八门的“新星”书籍陆续上市，这些书有一个特点，小格局，但却不乏趣味，是读书人最理想的“闲书”。可别小看了“闲书”，好的“闲书”其实往往不“闲”。让我印象深刻的两本“新星”“闲书”，都和死有关。一本是《殡葬人手记》，一本是《死亡大辞典》，都是译著，翻译可圈可点，文字生动耐读。我清楚记得那阵子我大半夜无法入睡，没有心思读严肃书，捧读《殡葬人手记》这类“新星”闲书一直读到天亮的情形。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书架上已经堆了一大堆“新星”的书，仔细一看，才发觉这家出版社真是“做大可大度，做小亦玲珑”。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一大一小，这年月，把大部头出成垃圾书的出版社不在少数，而一不留神，做“小”做成了俗不可耐、哗众取宠的，几乎已成出版界的大多数了。为了几个铜板，编辑出版的基本规则早已灰飞烟灭，能在大度与玲珑之间自由游走的出版社已经基本绝迹了。
坦率说，在我看来，“新星“还真没到自由游走于“大度”与“玲珑”的境界。为市场所困，为政策所限，为周遭所扰，有些“新星”的出版物不免有跟风或赶时髦之嫌。但作为“新星”几年的忠实读者，放眼一片狼藉的出版业，我知道，“新星”已近乎出版界的小奇迹了。在我印象里，他们还没出过令人发指的烂书，而这年月，甚至把某些大出版社算在内，套用李安的惯用语，“每一家出版社的仓库里都堆着不少垃圾书”。
作为读者，我对“新星”的期许是，尽量、尽量、尽量别去出垃圾书。
这个书籍已经逐渐落寞的时代，我们还能有别的更高的要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