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忆旧

关于民国时期杂志的各类追忆性文章或书籍近来多见于坊间，倒是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杂志兴衰罕见被提起。

人是活在时代底下的，谁也不能和年代特有的符号脱了干系，而杂志正是不经意间记录时代背景的独特印刷品，它没有书籍那么正襟危坐，闲庭信步地，就把满眼的时光飞舞留在了泛黄的纸张间了。记忆可以从指缝间溜走，却逃不出杂志的海量存储。

中国改革开放前，出版物的匮乏体现在书店的冷冷清清上。曾经一度，绝大部分承载人类文明精髓的印刷物都被当作毒草，或焚毁，或禁止，反正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我们的精神饥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八十年代初期的复苏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景致，到现在还被津津乐道地传颂，比如人潮人海中，人们排队购买再版的世界名著，比如那时候校园里最流行的读本竟然是萨特或尼采。而在洛阳纸贵的神话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杂志曾经是比书籍距离更近的天堂阶梯。

在我的个人记忆中，儿时的阅读生活无趣枯燥，无知的孩子并不知道周遭正在经历艰难时刻。家徒四壁，父母把他们所有与四旧有关的东西都销毁了，当然也包括大批的书，仅有的一些也被小心翼翼藏在不易发现的角落。该去幼儿园的时候，我被锁在了家里，好奇心驱使我探索家里的那些神秘角落。于是，我在收音机里播放的样板戏的伴音中，发现了新大陆。父母把很多书毁了，但他们在侥幸心理的作用下，留下了一些杂志。五十年代的《收获》《地理知识》《世界文学》《天文爱好者》《儿童文学》《中学生》，它们带着发霉的气息，让我在似懂非懂的阅读中，有了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快乐时光，那是一种偷偷摸摸的快乐，要在父母上班后打开那个神秘的箱子，天色渐晚，要在父母下班前把一切恢复原状。其实，那个时候我所掌握的汉字不能说是读杂志，只能说是猜杂志。我学了一招，把一些字记下来，晚上去问父母。我记得父亲曾经非常奇怪地问我，你从哪里看到的这些字？

童年果然是人最重要的关键时刻，种什么树结什么果，长大成人之后，你会发现生命之果到处都有童年之树的影子。八十年代头几年，当一批批杂志纷纷复刊、新创办的杂志层出不穷的时候，那些童年起不经意被种植的杂志种子迅速成长，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身体里像个幽灵驱之不散。

后来有过几次奇特的经历，让我知道八十年代竟然是中国杂志的黄金时代，动不动一本杂志的销量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曾经在不同的地方遇到同龄的朋友，杯斛交错之间不免忆旧。许多神秘的暗号会让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最多被提及的是《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啊为何越走越窄》，它所引发的轰动效应决不亚于今天的“超女”，那一年的《中国青年》应当可以成为那时候年轻人的阅读圣经，拿着一本杂志奔走相告的日子倒也确实一去不返了。

九十年代头几年，我曾为天津的《八小时以外》杂志撰写专栏。走进他们的编辑部，和编辑们最长聊起的就是他们的昨日辉煌。在八十年代初期，《八小时以外》曾经是中国大江南北的最佳家庭读物，渴求知识的年代，这本杂志最大程度地为中国人提供了轻松阅读的可能。他们的编辑曾经因为自己是《八小时以外》的编辑而在祖国各地享受过“特殊待遇”，买火车票、住旅店，人家一看你的工作证上写着《八小时以外》，立即会尊敬有加，把你看成座上客。

前几年，在上海工作，百无聊赖之际，去上海译文出版社尝试寻找旧书的踪影。好心的工作人员把我领到他们门市部后面的一个小仓库，那个下午立即成了我的发现之旅，我不仅找到了许多我求知若渴的旧书，竟然发现了整整一书架的《世界之窗》。那是一本小32开的杂志，八十年代初期曾经风靡一时，在那个《参考消息》还要多少级干部才能阅读的时代，《世界之窗》几乎成了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最新鲜的途径，它确实就是一扇窗子，让封闭多年的中国人一下子和外部世界有了一个通道。我所保存的《世界之窗》收藏在我家的地下室，但那天，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那间仓库里的所有旧刊，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寄回了北京。箱子里的另一收获是几乎全部的八十年代的《外国文艺》。

第一次读王朔是在《啄木鸟》；第一次看琼瑶（也是我读过的唯一一篇琼瑶作品）是在《台港文学选刊》；复刊后第一期《读书》带来的是父亲的欣喜，在七十年代最后一年的昏黄灯光下，他告诉我，你该好好读这本杂志。这些记忆和那些旧杂志一起被我储存在地下室里，现在，也许是它们从地下室走出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