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已叛逃到台湾：再见台湾系列之二

图：飞猪、工头坚、中时电子报

史莱姆向我发出赴台邀请时，我说了这句话。

那还是夏天，他说在台湾需要演讲，我顺口说：“二十年前，我已叛逃到台湾，就用这个当作题目吧。”他吓了一跳，担心要是真讲这个题目，回京后我会被请喝咖啡。那句话只是个玩笑，却也是我的心声。只不过，与驾机叛逃的卓长仁不同，我的叛逃工具是一台收音机。那是思想与心灵的叛逃，也可算是国民党心战宣传的某种成功——整个八十年代，许多夜晚，在沙沙的干扰声中，我在敌台的短波广播中摸索着有关台湾的想象。到现在，我还是很怀念敌台播音员的老式国语，不是如今的台湾腔，而是带着旧日北平气息的调调。

等到真的站在台北街头时，我的脑袋里传出一片混响——先是朗朗的“自由中国之声在中华民国台北发音……”，然后是《上海公园》里卢碧云的念白：“走的时候，我是满头黑发，年轻力壮，如今虽寻着原路走回家，而我已是白发苍苍，这四十年的光阴啊，我真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伴随着的，还有一幅回忆的幻像，偷听敌台的夜晚窗外总是电闪雷鸣，播音员的声音在雷声中漂移，那声音来自亚热带的离岛，曾被称作“自由中国”的台湾。

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总是很强烈，若干年后依然挥之不去。有些讽刺的是，后来我才陆续知道，彼时彼岸的“自由中国”其实亦如此岸不乏伤痕累累，二十年前的“自由中国”并没有电波里呈现的那般自由。而一个红色中国的少年，在闭塞的荒野孤绝地寻求某种冲破禁锢的方式，当是这种思想与心灵叛逃的核，某种模糊的向往定与自由有关，尽管他对他所向往的自由并不了然。将叛逃这两个字拆开来，“叛”，源于禁锢年代的青春逆反，平日佯装无恙，可内心却在偷偷试图将幼年起就被灌输进大脑的某些东西碾碎。他所想象的彼岸如同一只潘多拉宝盒，战战兢兢间，心里奇痒无比，跃跃欲试要打开这只潘多拉宝盒。台湾，就是我曾经的潘多拉？

因为民国纪年的缘故，我们这一代人在台湾被称为五年级，其实就是所谓六零后，如果说七年级同学（八零后）被美国文化成功和平演变，我们这些五年级同学早就成了台湾文化的彻底俘虏。那座与大陆相隔的离岛终究与民国有着藕断丝连、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很久以后的后来，我才知道，余光中的所谓乡愁只是逃生台湾的外省人的无奈，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乡愁不再是邮票或船票，它已成坟墓。古月依旧照今尘，却已近物是人非——邓丽君在温婉歌声里的倾诉“我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回去”已经变成了张信哲的无奈“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如此这般，台湾的五天行程，我一直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之中，时间和地理的坐标都有点乱。曾在高雄的旗津海滩脚踏松软的沙，那时正值涨潮时分，我、飞猪、 Ken和Carol四人在海边漫步，Ken为我和Carol拍了一张照片，我俩蹲在沙滩边上，我在遥望一望无际的大海。Ken果然知晓我的心事，他不仅拍下了这个瞬间，还给出了直入我心的注解：高雄旗津的海滩，平客可曾想象过自己会蹲在台湾海峡的另一端，回望大陆？

1986年，我18岁。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得以通过敌台之外的另一个渠道在大陆遥望台湾。每天中午，我会骑十几分钟的自行车，奔赴某个图书馆，匆促地翻看隔日的台湾报纸，《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工商时报》……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屏住呼吸、心跳加速的样子，好象桌上的报纸是美丽的女子，可以激发我的荷尔蒙迅速集结扩张。中午的时间十分有限，风卷残云的浏览蕴含着某种渴求，培植了我对美丽中文的迷恋。我坚信，中文的美丽只在繁体中一览无遗。我也没办法说清楚那些溢于言表的激动与满足，它究竟从何而来，我只知道，那绝不仅是对于资讯的强烈渴求。或者，它终究还是“叛”与“逃”的纠集吧。

享年79岁的《中央日报》在2006年6月1日停刊，我是在北京的地铁里读到这则消息的，那一瞬间，我很是难过了一下。曾经一度，《中央日报》副刊是我和周围一些对新闻心怀理想的朋友们心中的图腾。对我们而言，它不仅仅是一张国民党党报而已。

基于类似的原因，我有着对八十年代“人间”副刊的诸多怀念，也因此对《中国时报》充满感情。当我得知此次赴台，其中一项活动的主办单位就是《中国时报》下辖的《中时电子报》时，一下子激起了我对这张报纸的记忆。尽管如今的《中国时报》已不复当年的容颜，但它所承载的有关我个人的成长之种种却已成为烙印，我十分骄傲于我曾在八十年代为《中国时报》担任特约撰述的经历，往来的信函一直被我珍藏着。我与《中国时报》的合作止于千岛湖事件，唉！个人的小际遇总是难逃大历史的裹挟。

12月21日，台北仁爱路。当史莱姆通知我和飞猪，活动场地“Y17青少年育乐中心”坐落于仁爱路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仁爱路，对于成千上万大陆人而言，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了。八十年代中期，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流行网开始透过短波对大陆播送，开始几年，大陆官方对其毫无干扰。如同现在的孩子们沉醉于电玩，当年，我们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中广流行网，被播音员反复播报的一句话就是“台北市仁爱路三段53号中国广播公司”。到网上搜索一下相关关键词，你会找到许多大陆听众追忆中广流行网的文字。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个本子，上面写满了收听中广流行网的记录……现在想来，那真是变态般的青春痴狂，也可算作二十年前叛逃台湾的又一份铁证吧。

这次赴台是反波应台湾社团法人数位文化协会的邀请，参加 “2007城市数位论坛”及中时电子报“第三届华文部落格大奖颁奖典礼”。我想先说说这个颁奖典礼，用飞猪的话来说就是“比任何一届奥斯卡都精彩”。透过这个颁奖典礼，我目睹了台湾部落格发展的状况。论绝对数字，台湾的部落格（博客）当然远远比不上大陆，但若论多元与丰富，台湾则又一次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且遥遥领先。以这一届获奖的部落客看，从农民伯伯到残障人士，阶层跨越很大。每位获奖者的现场即兴获奖感言落落大方、幽默风趣，与我们大陆某些博客大赛颁奖典礼的呆板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获得“年度部落格大奖”的是27岁的种稻子的农民谢铭键，他来自台湾东部的花莲。他的部落格叫“小剑剑&开朗少男的奋斗史”，去年才开设，因为家中年产5000公斤的稻米乏人问津，因此干脆透过个人部落格卖米，没想到一举打开自创品牌“剑剑好米”的销量。小剑剑压轴上场领奖，一连串滑稽可爱的怪动作引来全场高潮，连颁奖嘉宾也干脆跟着他做起鬼脸、扭起屁股来。

这场颁奖典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很多，大体上的感觉是当禁锢被释放多年之后，思想上百无禁忌了，人们在公众视野中也就得以悠然。以“行无碍生活网”获得年度最佳公益应用部落格的sunboy摇着轮椅上台，一番感言让全场观众泪光盈盈。年度最佳商业应用部落格得主菠萝头也是一位农民，站在台上一眼看上去就带着天然的质朴。活动结束时我曾跃跃欲试想和他聊上几句，但菠萝头大叔从南部来，我怕他赶不及回家，于是作罢，十分遗憾。14岁的周庭羽是去年第二届部落格大赛 “青少年部落格”奖的获奖者，今年以颁奖嘉宾身份出席。一上台，这位小妹妹一脸天真，缓缓说了这样一句话：“很意外，主办方有勇气，让我上台颁这个奖。”

凡此种种，我看到的是和平日完全不同的体验——没有让人怕怕的愤青，没有搔首弄姿的芙蓉姐姐，也没有故作姿态的所谓明星博客。我至少一眼就能从他们的外貌打量出他们的年龄、性别与身份。而在北京，坦率说，这些年在公众场合，我们经常搞混男人和女人、大人与小孩，甚至学生与站街女。而获奖者和主持人恰到好处的幽默，也毫无故作搞笑的姿态，细微地牵动着你的笑神经，更是我们的各种颁奖典礼所欠缺的。

有一件事，是我在台湾期间闹得最大的笑话，只有我和飞猪知道，说出来也无妨。颁奖典礼开始不久，我就被两位主持人吸引住了，女主持人大方、得体，男主持人张弛有序，十分了得。我就偷偷问飞猪，你知道这两位主持人是他们从台湾哪家电视台请来的吗？飞猪低声怒斥道，你有病吧，女的我不认识，男的就是工头坚啊。

工头坚，也就是Ken，这个系列我才写了两篇就提了好几次的Ken。此次台湾之行认识了一挂朋友，他们都很友好、热情，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许是年龄相近的原因，Ken，也就是工头坚，是私下里交流最多的一位。有关工头坚这个人，后文要专门写，现在就先打住吧。

在 Y17的那个下午和晚上，我认识了很多台湾朋友，有的在几个月前北京网志年会的一次饭局上匆匆一见，更多则是新面孔。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中时电子报》的总编辑郭至桢先生，郭先生全无报界高位的架子，更无文人常见的酸腐，精干亲和，和你攀谈几分钟，你就会体验到气氛的融洽。台上台下他都不乏风趣幽默，开放的心态让飞猪也赞叹不已。尽管后来台湾朋友一再友情提示，郭先生的气质在台湾报界也是少见的，言外之意是在提醒我们不要产生错觉，台湾报界并不都是郭先生这样的人身处高位，亦有许多大腹便便的迂腐官僚，但我和飞猪还是由衷慨叹。有一句话我一直没说出口，若是在这样的报界前辈手下工作，当属人生幸事。

郭至桢总编辑在《中国时报》工作二十多年，台湾之行的最后一日，应郭先生的邀请，我们荣幸地前往《中国时报》，接受中时电子报每周五上线的视频节目《Mr. Big》的采访，主访人正是郭先生本人。采访一如聊天，轻松、愉快，为我们在台湾的活动行程划下了完美的句号。

《中国时报》位于台北北部的大理路，好像有些偏僻。站在时报大楼的门口，我的小感怀又不幸降临，那是一种愉快与敬仰兼而有之的情绪。时报大厅里悬挂着巨幅海报，内容是他们明年改版的动员会。而在《中时电子报》的办公室，我则看到墙上贴着窝心的尾牙通知。《中国时报》“开卷”版的编辑部就在隔壁，“开卷”是台湾最具人文气息的报纸读书版，多年以来，我一直是它的忠实读者，我的电脑里存放了大批“开卷”版的pdf文档。不巧的是，我们在那里时，“开卷”的人还没有上班，因此没能得意拜见，算是一个小遗憾。

在台湾的六天，我也体验了另一种向往已久的场景——年少时，我曾多次想象这个场景——跑到楼下就可以买到台湾的报纸。这样的向往在台湾朋友看来也许有些幼稚可笑，可在那个禁锢年代，这个场景却包含了有关“叛逃”的种种细节。于是，那几天，每到一个地方，凡看到便利店，我都会厚着脸皮让众人稍等我一下，飞奔到便利店里，狂扫当天的所有报纸，然后，带着幸福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