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意识

@ 2007-11-13 21:44

史莱姆是台湾一哥们。去年他替《数位时代》做采访，跨海skype连线反波。随即他来北京，我们见了面，聊得很不错。上周末，他再次来京，参加网志年会。上周五晚上，在年会大饭局之后，我全然不顾台湾同胞旅途劳顿，和他在一家咖啡馆聊到深更半夜。第二天，我带他去了潘家园，又是长达一天的海聊。
不知怎么的，和史莱姆聊到了本土意识。香港、台湾都曾有过呼唤本土意识的运动，这几年，台湾尤甚。外省人的后代已成地地道道台湾本地人，生于厮、长于厮，他们的本土意识愈发强烈，当年陈映真倡导的乡土文学中的本土色彩终究富含另外的含义，陈映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20多年前就曾在“中国结”与“台湾结”的论战中与所谓“本土派”交锋，有趣的是，“大中国”的陈映真却生于台北县，应该算是个地地道道的台湾本地人。
台湾日渐增长的本土意识自然与时代背景休戚相关，只是我实在不能了解在个体心中，本土意识缘何愈加强烈，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无所谓故乡、无所谓祖国的人。我从年少时开始在外闯荡，每回故乡于心头悠然而生的激动如今早就被工业化的进程扫荡得一干二净——故乡已是面目全非、往事更已灰飞烟灭。而对祖国这个概念的抵触，缘于对小时候被洗脑的某种叛逆。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台上朗诵“祖国啊，母亲”之类的诗歌时的亢奋，后来想起真是觉得宣传工具有如此强大的功力。当然，一旦这些教化工具下的概念被剥落，自然也是一地鸡毛，实在不堪。我是中国人，这是自然属性，和我是男的一个道理，既然男人不会为自己的自然属性去狂放讴歌“男人啊，真伟大”，什么”祖国啊，母亲“之类的，也就实在让人反胃。更何况，做中国人没什么可自卑的，但也真没什么可骄傲的，我们的护照还那么不好使，骄傲个屁！
当然，本土意识和教化工具下的故乡、祖国概念还不是一回事。可我硬是从来没有什么本土意识，我可能是舶来主义吧，哪里的东西好，我就汲取哪里的养分，本土意识淡漠到了几近全无。
所以，我很好奇这本土意识在台湾朋友头脑中的来龙去脉。和史莱姆聊到最后我发现可能是身份认同问题，还是那个永恒的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很理解台湾人日益强烈的本土意识与诉求，可反观自己，我的本土意识还是一片空洞，我的所谓本土落脚在哪里？是与北京相邻的天津？还是我的出生地——那个行政区划属于天津的渔镇？或者是我的祖籍浙江绍兴、我母亲的故乡锦州？都不是，肯定都不是。
我连故乡意识都没有，何谈本土意识？！
其后几天，采访《士兵突击》，史今扮演者张译谈到了寻根问题。张译生于哈尔滨，祖籍山东，小时候曾在祖上的故居住过二十几天，后来去寻过一次根。听得出来，他对山东的感情溢于言表。那天，张译说到了祖上闯关东的经历，说到了他在破败的祖屋前叩头的刹那。张译说，在哈尔滨的山东人会经常说关里家、山东家，这个关里家、山东家指的就是山东的老家。和我一同去采访的晓黎后来说，她发现张译说这些时，语气和眼神都充满了温暖。
《士兵突击》导演康洪雷对故乡内蒙古颇有感情，其实他一直在内蒙古，北京只是他的客栈，他说起在成吉思汗陵前，守墓人的脸上根本看不到焦虑。四代人灯火相传，四百年长明灯从来没有灭过。
我发觉自己完全没有这类本土意识、寻根意识甚至故乡意识，忽然有点儿愧疚，可我真不知道就要从地图上消失的渤海边上的渔镇（据说那里要建设一个航空工业基地）能唤起我怎样的本土意识与寻根之情。离家许多年，我经常陷入童年的回忆，怀念从我家可以听到的渔船进港的马达声，怀念能从窗口看到的点点渔火，那一去不返的日子可以成为我心中淡淡的乡愁，可终究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不是吗？至于绍兴或锦州，在我的记忆里更是斑驳的碎片，很长时间，我都觉得那些地方和我其实没什么关系……
北京是我现在居住生活的地方，它比天津机会多些、便利些，可它终究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人居的城市之一。那么，我的根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