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09-22 04:19
姜文生于1960年代初,他和他的朋友王朔一样被认为是沉醉于他们曾经的红色贵族生活的特殊人群。(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出版后也有人作出这样的评价。)出身的烙印不仅和他们的生命休戚相关,也被作为痛斥他们作品的利器。我出身普通家庭,自然没有在那个癫狂年代享受过王朔们的半点儿特熟待遇。但无论是阅读王朔的小说,或是看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可算上那部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我丝毫没有感觉到出身不同带来的不适。王朔们流连于他们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这和我无比缅怀自己贫贱的、但同样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并无二致。我们出身不同,但阳光一样灿烂。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到底想从一部作品里剥离出什么,大时代下的大小人物其实都是小人物,其悲剧性没有质的区别。当然,如果你只以特供商店的特供商品来衡量那个年代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即便如此,你也无需承担“昨天父亲还是国家主席、明天就残死在监狱”那般不堪回首的日子。当一个国家的主席可以被轻易投进监狱的时候,我看不出他们的红色贵族身份比那些哀鸿遍野的灾民优越到哪里去。终究,悲剧是属于整个时代的。
电影究竟是什么,我更赞同塔可夫斯基的说法,他从不认为他的电影有任何政治隐喻,如果有隐喻,那也是关于灵魂与生命或自然的。塔可夫斯基曾说过,他拍雨,那就是雨的经验,而水就是简单的水。显然,塔可夫斯基更关注人本,而不是政治,即便他从苏联逃离后拍的《乡愁》或《牺牲》亦是如此。
尽管姜文不是塔可夫斯基,但我更愿意把姜文放在电影语系而非政治语系中读解,他在《太阳照常升起》中以残酷之美缅怀自己的黄金时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看到的是惨烈,属于那个时代的惨烈,在政治高压下的情色惨烈。
都说毛在姜文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究竟高到何种程度,如何高法,我并未找到过确切的答案。客观说,姜文们自然是毛一代,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受过毛的影响,就剥夺他们缅怀自己残酷青春的权力,而他们一旦缅怀了,就给他们扣上歌颂极权的大帽子。
在我看来,他们那一代人的政治倾向其实是模糊的,无法以毛作为符号来定义,尤其在他们享受着我们这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硕果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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