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08-09 02:10
这是我第二次去深圳。头回是2003年参加光线的音乐风云榜颁奖典礼,那次行色匆匆,忙完了就打道回府了。这次时间充裕,多待了几日,最大收获是,我终于大体摸清了1960-70年代偷渡香港的路线,出租车带着我围着逃港路线的大半程转了一圈儿。我很想知道,该是怎样的生存环境,才促使那些偷渡者冒死渡河,抵达自由世界。这样的悲剧在深港之间是几乎绝迹了,但在中朝边境继续上演着。我很想读到关于偷渡逃港的书,但据我了解似乎没有人写过。我知道的偷渡者只有马思聪和列孚,这次在深圳又听说万梓良父子也是早年偷渡过去的。
买了一份深圳地图,才知道我住的地方离蛇口很近,当地人说,有几个口岸偷渡者最多,因为那几个口岸距离香港最近,生还的机会相对大些。据说马思聪当年还算不错,是坐船走的,吃了不少苦,但总比游泳过去的那些偷渡客好了许多。我始终没查到他是从哪个口岸出逃的,只好遥望蛇口,感觉一下1967年的一个黑夜里,马思聪和他的家人背井离乡时的情形。
查到了一条马思聪出逃的资料,如下:
1967年1月15日,星期六,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和许多党内外多年以来虽然不是一直掌权但毕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当然,今天,那些没能出逃的深圳原住民都成了大地主了,据说,光靠收房租就已经富的流油了。他们每天打打牌、喝喝茶、收收租子,人人都过上了比刘文彩还要幸福许多倍的日子。一位东北的出租司机告诉我,原住民的子弟过生日,20锒铛岁的孩子,口袋里露出两捆钞票,几个孩子的任务就是把这大约两万元的钞票在一晚上造干净了。
深圳东北人特多,我们的一个饭局上也都是东北人,某刻,我产生幻觉,好像自己是在长春,而不是深圳。
一路与徐星老师同行,80年代读到《无主题变奏》的兴奋记忆犹新,如今,他是个彻底的老顽童,饭局上愣是把一小伙子灌趴下了,而且,掰腕子竟然也几局全胜!
我喜欢深圳,希望有机会再去探访当年的偷渡路线。对了,我是从一部叫《秘密图纸》的电影中,头一次听说深圳这个地名的,那是一部反特电影,里面60年代的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我总在想,当年的深圳渔民抬眼就能看到对岸灯火通明的香港,那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拍了一些照片,贴在下面:
遇到一北京哥们儿,他在深圳许多年了,他带着我们去了海边,本想飙歌的,最后成了恳谈会,我们的对面就是不再神秘的香港。右二为深圳诗人杜绿绿。今天刚才《天涯》2007年第四期读到了她的诗作《近似》和《墓碑》。
饭局上,徐星老师在诗朗诵。
他们联合害我,拿出一张纸条儿,上面是餐厅详细地点,非要我用天津话朗诵出来。
徐星老师太可爱了,看到路边有人带着斗笠,就满城找斗笠,最后我和马天利终于找到了疑似斗笠的这件东西。结果,我那个还落在了餐厅里。
这个嘛……不是电影……哈哈
(摄影:马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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