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7.8级恐惧

汶川地震期间，这篇稿子已经做好版，发在某期《南方周末》往事版。但后来，空气紧张了，在最后时刻被上方拿下。这稿子并无什么越界的内容，只是机缘巧合，未能刊出。在这里还要谢谢编辑小磊兄为这篇稿子付出的辛苦。今天是唐山大地震32周年纪念日，在博客里贴一下吧，以示纪念那段让我惊悚半生的日子。

唐山：7.8级恐惧
平客

唐山大地震那一年，我8岁。在距离震中仅40公里的汉沽，我熬过了这辈子最难忘的三天。

我一直觉得自己能逃过那一劫活下来，纯属偶然。事实上，我并没有被埋在屋子里艰难求生的传奇经历，更没有亲人在地震中亡故的惨痛遭遇。32年来，我看了很多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故事，看得越多，我越后怕，越觉得自己很幸运。毕竟，我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还有什么比在一场毁灭性灾变中完好无损地活下来更幸运的事吗？

可是，这32年里，有一种恐惧却不时袭击着我，一旦它被启动，我身体的每一寸神经末梢就会迅速集结。我很难用文字描述那种恐惧——心忽然发慌，大脑迅速空白，伴随着瞬间的眩晕，我会觉得身处的空间一直在晃。我明知道那很可能是我的幻觉，但我还是会魂飞魄散——地震了！一定是地震了！

这世界无论哪里发生一次大地震，这种恐惧就会侵袭我一回。32年了，从未停止。当然，每次侵袭之后，它终究会逐渐褪去。但我坚信，不是我的坚强打跑了它，其实是琐碎的生活让它逐渐淡去。我常想，我身体里的这个怪兽是不是就这么跟随我一辈子了呢？

实话说，我常常自责，觉得自己很懦弱。尤其1976年之后的几年，我认识的汉字已经足够让我读懂报纸了。（那时候的报纸，字词的组合比较简单）。看着上面那些地震中的光辉事迹和豪言壮语，我恨自己，我怎么就不能像那些英雄一样面对灾难无所畏惧呢。那时候，我坚信，别人都是坚强的，只有我是懦弱的。于是，在恐惧之外，我的内心还多了一个怪兽叫自卑。

汶川地震后，和汉沽的表姐在电话里聊起唐山大地震的经历，我才发现，其实表姐也很害怕，而且怕得要死。我一直以为表姐很坚强，她曾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唐山大地震就是她把我从倒塌前的房子里救出来的，可汶川地震当晚，她却一夜没睡，烙饼一样在床上翻来覆去，她说她紧张得要命，寻思万一地震了、楼房塌了该怎么逃生……诸如此类。我在北京也没好到哪里去，在官方明确公布北京近期不会有大地震的消息后，我还是约朋友找了一家酒吧待到后半夜，我们特别选了一间平房里的酒吧。

我想，对于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许多人来说，因为地震而产生的恐惧应该是异于常人吧。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有与生俱来的坚强自然是好事，但他们那么恐惧也不是懦弱，这会不会对他们在经年累月的日子里逐渐克服深埋心底的恐惧有些帮助？

1976年7月28日的很多细节其实早已经成为碎片。汶川地震后，我特地和家人通了电话，才一点点把这些碎片拼成了一幅依然不免残缺的拼图。

1976年，我去汉沽的姨家过暑假。7月28日早上4点多，大地剧烈晃动起来，不知是谁大喊“地震了”，一家人于是都醒了。那天天气特别闷，睡觉时我们住的那间平房的窗户一直开着，表姐第一个把我扔出了窗户，然后他们先后跳窗逃生。随后，房山塌了，姨夫砸在了里面。还好，整座房子没倒，表哥、表姐马上把姨夫救了出来，姨夫受了伤，无法行动。

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回忆起唐山大地震那一刻我的感受，可惜，它在我记忆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只记得，我睡着觉，不知道谁把我从窗子里扔了出来，我跌倒在院子里，我试图站起来，但站不起来。等我终于站起来时，我发现眼前的许多房子都塌了，天边有一个大火球，很红、很红。

噩梦其实是从地震后的瞬间开始的，表姐和我都对周围响起“鬼哭狼嚎”般的声音印象深刻——“妈，爸，救命啊……”后来，下起了小雨，我们一家人守着受伤的姨夫在马路边待到天亮。

地震后的第一天是在简易塑料棚里度过的，塑料布是由各家各户凑起来的，也有由街道委员会发放的。那时候，人们住的大都是平房，表姐他们回到已经塌了一半的房子里取了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表姐说8岁的我不哭不闹，她觉得其实地震发生之后，人往往还感觉不到恐惧。“人整个都吓傻了，懵了，还没来得及害怕呢！”

唐山大地震在我记忆中最强烈的刺激是满街的尸体。那次地震的任何细节都可能在我的记忆里日渐模糊，但街边被压扁的硕大的脑袋却是32年来最令我胆战心惊的特写。表姐印证了我的记忆，她说应该是先后挖出来的尸体被摆在了马路边上，尤其是汉沽饭店旁，死尸最多，汉沽饭店是当年汉沽唯一一座楼房，地震中，整个楼全塌了，几乎没有人生还。

表姐那一年26岁，因身体原因从插队的黑龙江回汉沽养病，没成想赶上了这场大地震。地震后不久，她去找了姨夫所在的单位，姨夫得到了救助，尽管人无法动弹，但被告知伤势并不严重，只是脱臼，很快就会康复。

姨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咸菜缸，我们靠咸菜度过了最艰难的第一天。后来，街道委员会组织发放食品和饮用水，在不时发生的余震中，我们在简易棚里熬过了地震后的最初时刻。表姐觉得，应该是陆陆续续的余震让人开始感觉到恐惧的。1976年11月15日，唐山大地震后最大的一次余震在晚上9点多发生，表姐说，当时人们已经住进了临建棚，她正躺在床上，忽然感觉天摇地动，她整个人趴在床上，吓得魂飞魄散，惊声尖叫：“地震了！”外面又是一阵“鬼哭狼嚎”。

我是在唐山大地震的第三天被从天津塘沽北塘赶来的父亲接走的。到现在我都觉得在那一刻，他是个勇敢的男人，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把我和当时同在汉沽的姐姐一前一后带回了家。一路上我看到了鼓起的土包和裂开的地面。出发之前，父亲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死活，他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人已经疲惫不堪。就在父亲已经快骑不动时，我们遇到了一辆过路的拖拉机，带着我们走了一段路。后来许多年，父亲都在念叨那个拖拉机司机。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了，母亲在北塘新华书店门口坐着，看到我们的一刹那，她昏了过去。

逃出震中，我的恐惧其实才拉开帷幕。回家了，但余震却并不因家的温暖有任何懈怠，每一次余震都在我的大脑里种植一颗恐惧的种子。9月9日，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中国的国殇日毫无征兆地来了。当时，我们住在父亲学校操场上的临建棚里。下午4点多，学校的大喇叭里忽然想响起了哀乐，然后传来了播音员沉重的宣布：毛泽东去世了。第二天，学校迅速组织追悼会，并要求学生们以悲痛的心情悼念伟大领袖。我记得当时我斜着眼看周围的同学，他们都哭了，我却怎么也哭不出来。

学校复课已经是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事了，我不想去上课，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回到教室，我坐在那里肯定会每时每刻都深陷恐惧的。我们的教室临街，10月的一天，教室忽然开始摇晃起来，全班同学迅速挤到门口，我有意无意地挤伤了自己的小拇指，疼痛难忍，但我却十分高兴，因为我有了不去上课、待在临建棚里的理由了。后来才知道，那根本不是一次余震，而是过街的重型车震动地面的反应。

几年后，我们终于搬进了盖好的平房。又过了几年，搬进了楼房。但每一次搬迁，对我而言，毫无喜悦可言，因为越搬越高，恐惧也越来越大。

这些年，我收集了几乎所有能收集到的唐山大地震的书籍——钱刚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让我了解了地震中的传奇与英勇；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让我知道唐山的边上有一个县叫青龙，因为一位叫王春青的地震工作者的执着，许多青龙人得以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免于难。我在上海的朋友毛向辉就是得以幸免的青龙人之一。汶川地震当晚，我们在网上偶遇，他告诉我，只要有机会回青龙，就会去看望王春青。直到今天，王春青还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该做的工作，很少有人知道他救了那么多人的生命。

灾变中的传奇与英勇自然是可歌可泣的，但我想说的是，地震过后，还有一个重大的课题等待着我们，这是过去曾经被我们忽略的——那些从大地震中幸运生还的人，尤其尚未成年的孩子，该怎样逐渐消除可能伴随他们一生的恐惧阴影？是不是至少我们有责任让他们知道，面对灾变，这世界不全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恐惧不是他们的错。当然，这将是一项漫长无比的工程，我不希望伴随我32年的恐惧继续袭击从地震中逃生的四川人。

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个极度悲观主义者，我的青春期也不怎么快乐。我常常陷入有关死亡的想象之中，它像是一个黑洞，充满恐惧的黑洞，一旦进去，得用很长时间才能逃出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黑洞与唐山大地震有什么关系。汶川地震后，8岁时的记忆渐渐复苏，我忽然意识到，我对死亡持续不断的想象，是不是可以在1976年的记忆里找到些端倪？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