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欢乐的方式怀念她

1995年5月8日，我接到了台湾朋友的电话，说邓丽君去世了。我的大脑产生了短暂的空白，一种无力感在周身迅速集结，我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了几个哥们，然后一个人静静呆着。我坐在红星生产社的办公室门口，看着夜色里黑黝黝的山的影子，点上一支烟，开始尽情回忆这个情人般的歌手给我的年少时代带来的无可替代的慰藉。初听邓丽君歌曲的惶恐、歌词里爱、吻这类词带来的脸红心跳、清除精神污染时翻录的卡带被父亲仍进垃圾箱，我偷偷把它检回来……一个少年朦胧初恋的全部体验都可以在邓丽君身上找到凭据。

可如今呢，我已人到中年。如果不是有人在一个月前偶然提醒，我几乎已经把5月8日的特殊意义忘了。就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一样，邓丽君走了十年了吗？

于是慨叹时间的冷峻，也不免因此而伤怀。

直到这个纪念日终于来到，2005年5月8日，晴，阳光灿烂的春日。我忽然在邓丽君的歌声里感到了一种平和、一丝畅快。生命不过如此，大家都在奔波中赶赴相同的目的地。我们并未失去她，她在另一个世界里，一定希望我们从她留在这个世界的歌声里寻找到一丝安慰、一份豁然，还有一种力量。

她用略带忧伤的柔美温暖了我们，也用充满欢乐的轻盈融化了我们。我想用欢乐的方式怀念她。邓丽君早期的作品中有很多风趣谐谑的歌曲，它不如那些经典曲目经常被人们提及，但我想十几岁的邓丽君，应该是个没有忧伤的孩子吧，那时，她的歌声里有着属于童年的单纯与欢乐。

让时间回到1976年吧，那时，我家的红波收音机整天传出的是样板戏的声音。直到有一天，打倒四人帮的新闻被播出之后，我偷偷挂好窗帘，把收音机调到短波，在强大的干扰声中，搜索敌台，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夏天，地震之后的临建棚十分闷热，我知道收听敌台是要被判罪的，大汗淋漓中我的耳朵忽然听到了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声音。

《不老的爸爸》这样的歌曲在当年是被列为轻佻淫秽的，也是，连亲情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亲情的时代，用这样的方式唱自己的爸爸，当然是大逆不道的，而且，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不老的人只有一个。我们被告知，尽管他已经死了，但他是永远活着的。

你知道对于禁止的事情，人总是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好像是手中有一个父母不让吃的麻将烧饼，你舔了第一口，吞掉整个烧饼只是时间的问题吧。为了从敌台里听到邓丽君，我想尽了各种办法，为此曾猜测会不会有一种强大的设备可以检测到所有听敌台的信号，也作过因此而被抓走的恶梦，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到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时，我还被父亲告诫绝对禁止听短波广播，夏天的某个晚上，我抑制不住对邓丽君歌曲的渴望，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调到敌台，父亲忽然敲门，慌乱中，我把收音机的天线弄断了。

我曾在海关工作，刚刚进入海关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本厚厚的禁止进口音像制品的目录，里面最多的就是邓丽君的歌曲。《别在星期天》被定义为淫秽歌曲，说是歌曲表现了资产阶级世界里妓女的无耻淫荡的生活。

我年少时代的欢乐与邓丽君密切相关，那欢乐来之不易。20多年后的今天，为了完成一篇纪念邓丽君去世十周年的稿子，我电话采访了我年少时代的广播明星，他们一位在“澳广”，一位在台湾“央广”，短波世界里的敌人就在电话另一端，他们讲述着通过广播向大陆听众介绍邓丽君的经历，我有几次甚至忽然走神了，我在想，我无论如何要回家去找那台品质极佳的红波收音机。

80年代之后，邓丽君的歌曲里多了忧伤，她的歌声从我的砖头录音机里清晰传出，日子越来越好过了，邓丽君越来越近了，我们越来越忙碌了，有种简单的欢乐在邓丽君的歌声里找不到了，在我们的生活里也逐渐消失了。

从后来公布的史料看，邓丽君后来的日子和我们一样有越来越多的不快乐，在这个被称作忌日的邓丽君纪念日里，我觉得也许她最初的欢乐歌声，可以让她在另一个世界里拈花微笑。

今晚，飞猪问我，你最喜欢哪首邓丽君的歌，我沉吟了一下，《夜来香》的旋律跃然脑际。这尽管是一首旧上海时期的老歌，可邓丽君的演绎包含了人在经历了最初的欢乐、后来的萌动、漫长的伤怀、最终的平和这些全部过程后所拥有的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