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要做中国的《时代》，于是，他们很《时代》。
《时代》知道了这消息，为让中美友谊地久天长，他们试着很《三联》。
于是，《三联》做了李宇春的封面，《时代》下周在亚洲版也把李宇春做成封面。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像《三联》编译《时代》一样，这次，《时代》编译《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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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央视主持人集体炮轰媚俗低级电视节目，以《康熙来了》为靶子，矛头暗指《超级女声》。报纸上说崔永元提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说法。我很是震惊了一下，随后愤慨了一下。
上周五看到新浪提前刊出的《南方人物周刊》对崔永元的专访，网上读得不爽，于是跑到报亭买了一本。一口气读下来，唏嘘不已。尽管言谈间不免逻辑的小混乱，但毫不逊色地表达了他的正义，振聋发聩，令人拍案。想起鲁迅几十年前在《狂人日记》里的呐喊，峰回路转也没转出几十年前的惨淡，只怕是愈演愈烈，更加令人发指。我们周遭的怪现状已经怪到了你必须见怪不怪的地步，你必须闭上双眼，否则满眼的血淋淋，真是目不暇接。我早就和朋友说过，如见的怪现状之种种又岂是《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的文本所能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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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张帝演唱会，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跳起Miao King的舞步赢得满堂彩，气喘吁吁地调侃，你们这群虐待狂，折腾我这个老头，你们才高兴！从一上台，张帝就和你唠家常，他的急智问答也不见得那么天衣无缝，或许会有提前做好的问题也说不准，可这实在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老帮子”让我们笑了一晚上，连他的小心翼翼或刻意奉承都带着跑江湖的老艺人不可言说的大气，那自然是初生的牛犊们无法效仿的。
他调侃超级女生，揶逾三个代表和保鲜，柔柔唱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在我看来，都属于素面荤底。素，自然是说所言所唱都在尺度以内。荤，是宛如政治波普一般让人犯琢磨。说到底，张帝这个老帮子是性情中人。
我是1977年第一次听到张帝的，那一年我九岁。大街上带着蛤蟆镜的“小流氓”叼着烟卷提着录音机，放的就是张帝的歌。我喜欢刘文正、酷爱邓丽君，但对张帝确实有些隔膜，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张帝的调调无法登入大雅之堂。后来在海关工作，有一本《进口音像制品查禁目录》，厚厚的，有很多邓丽君、刘文正的歌，我都觉得不以为然，但对张帝《毛毛歌》之类的歌曲被禁，我内心里应该是深表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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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历经了摧枯拉朽的巨变，一些具有时代特性的印记为那个年代所独有，成为色彩鲜明的时代符号，记录着变化怎样依次登场，让每个个体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
一条喇叭裤、一付蛤蟆镜、一个便携式四喇叭录音机，这样装扮的“小青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招摇过市，录音机里传出的一定是“靡靡之音”或“黄色歌曲”，可想而知，这样的“小青年”会如何轻易地被小脚侦缉队的大妈们归类到“流氓阿飞”的行列里去。
这些“流氓阿飞”朗朗上口的那种调调与此前主流听觉斗志昂扬的基调反差过于强烈，它理所当然被打上禁止的烙印，成为不被主流社会接受的“异类”。但是，那种奇怪的调调里像是有一种神奇的魔法，让听惯了样板戏的人们产生了一种瘾，且“愈禁愈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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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除了信命你还能怎样？有些阴错阳差老是不可思议地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谁也找不到合乎逻辑的理由，索性就都推给命吧。
10年前甄凌在上海出道，那一年她15岁，唱歌那叫一个空灵，让上海人很是自豪了一阵子。利索索签了约，请到了当时最扎实的制作阵容托底，做了一张专辑，榜也打了，歌也火了。可偏偏就在这时候，遇到政策瓶颈，公司没办法按照原计划大陆港台同步发片。做好的母带压在仓库里，一直到现在。
那时候，甄凌才十几岁，急什么啊，日子还长着呢，她还是个学生嘛。于是,在一次公开场合上她宣布暂别歌坛，一个人到新加坡读书去了。在新加坡，甄凌在唱歌方面的才华立即引起了关注，当地的制作人认为她的声音是天籁之音，李宗盛等人也交口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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