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有个习惯，比较留意公开出版物中的文字错误，主要是希望自己能引以为戒。后来，对文字的敏感度日渐麻木。遇到飞猪后，我的文字神经才开始慢慢复苏。飞猪是个文字小狂人，人家的孩子打电动，他却没事儿挑错字。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父亲就是一位出版社编辑。我们刚认识那会儿，我这个“资深”文字工作者可是没少挨他埋汰。那阵子，他从我文字里找到的挑错乐趣，罄竹难书。他挑的何止是错字，语法、标点、格式……一应俱全、尽收眼底。

可见，“资深”是个蛋，一扯它就断。在飞猪的现身说法下，我对写字这件事越来越诚惶诚恐，可还是防不胜防。这不，今天我就被“已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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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周围的人都认为我是天津人，我也确实是从天津来的，但我的故乡实在和那个叫做天津的、业已衰败的都市毫无关系。
我的故乡只是个小渔村，它确实隶属于天津，这些年，官方也愿意把它宣传为百年古镇，但我知道，它不过是个人人想逃出去的村子。
小时候，我曾在放学后骑着自行车到野外，一直骑到铁轨旁，看着一辆一辆的火车开过来、开过去，幻想着什么时候我才能逃离这里，越幻想、越绝望，我坚信自己这辈子也就耗在这么个破渔港——北塘了。
当然，后来的逃离之旅比我预想的顺利得多，多半是运气使然。而在成功逃离之后，哪怕是在那些意气风发的日子，我也没能摆脱关于故乡的迷惑——一度我在内心里极力否认北塘就是我的故乡。我甚至在家谱里找到了充分依据——我的父辈是从浙江绍兴到北方的，族谱上的祖籍黑白分明写着绍兴二字。顺水推舟地，我也就把绍兴当成了我的故乡，尽管我压根儿没去过那里。每每和朋友这么说起，也会得到应和，我的小小虚荣心因此得到了片刻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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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篇赵忠祥专访，8p，读后被雷。
赵老师退休后显然无所顾忌了，其厚颜无耻远远超出了我之前从他的公开言论里得到的认识。
我对此人并无了解的兴趣，他那倾国倾城的破鸟事儿也懒得再去进一步探知。买这期杂志本来是为了它的新疆封面，不小心巧遇赵老师，就读了下去。一读就读出了一个大雷。
当然，公众人物不必非得呈现出完美无暇的形象。克林顿的鸟事儿，美国人民还不都原谅了他？赵老师就是真和饶颖那个了，然后又那么了，也没必要把他推向道德审判台。可赵老师的这次倾吐，在我看来，却反倒触及了道德问题，实乃当代中国道德沦丧逻辑轨迹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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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怀念，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有些难过，但实话说，他的去世并未在我心里掀起那么大的波澜。给贵报写了一篇相关报道，请点击此处围观。还给《南方人物周刊》写了一篇评论，如下：
后冷战时代的最后一听可口可乐
平客
有一个和迈克尔•杰克逊有关的段子，是说这位“流行之王”十几年前就很想来中国演出，中国方面也很欢迎他，但他提出演出场地一定要在天安门广场，中国方面考虑了一下，也没表示反对。可“流行之王”接下来的条件有点离谱，说是要把毛主席的画像换成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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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鼠蜀这个词富含了猥琐、下作、低级等内涵。自由主义的光环遮盖不住怪鼠蜀的下三滥本性，主义之前是人性，没有人性，无论给自己套上任何主义的壳，都还是遮不住你那怪鼠蜀的核。
为民请命、伸张正义这些当然都没错，但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无论持何种政见，是不是都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自我修炼？满口真理，却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怪鼠蜀，亲爱的，教我如何尊敬您？
《南方都市报》揭开了中国报业时评的新时代，却也不可避免形成了暗流涌动的时评名利场。时评家们摆出为民请命、伸张正义的pose，可渐渐地、渐渐地，为民请命的初衷退居二线了。他们开始语不惊人死不休，用名人名言作虎皮，什么都敢写，反正上有谷歌下有百度。写着写着就把支持自己观点的读者一厢情愿认作粉丝了，（您倒不客气），随后奋不顾身投入了时评明星的假象与意淫。本想扮天使，却不小心露出了魔鬼或小丑的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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