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团长》的争议势必是要发生的，今天，央视徐俐连续两篇抨击《团长》的猛文终于让这场争议浮出水面。徐俐用“心痛”、“愤怒”这样的字眼质疑《团长》的创作真诚。
实际上，第一个因《团长》而愤怒的是周传基，前些天，网上流传了一篇周传基的批评文章，把《团长》骂了个狗血喷头。周传基最有名的身份就是张艺谋的恩师，著名老愤青，就《团长》这件事而言，他有一个头衔至关重要——曾经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前几天，我联络上了周传基在大陆的助理，确认了网上的那篇檄文确实出自他的手笔，并提出采访。周传基提出要求，必须原封不动地刊出他的言谈，尤其是“《团长》是××××”这句话。周传基使用的这四个字极具杀伤力，已经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势必引起轩然大波，加之他希望谈的话题与我要写的主题有偏差，经与《南方周末》商议，我放弃了这次采访。不过，放下电话，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团长》到底怎么了，引起一位84岁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如此这般的愤怒？不惜用上了“××××”这样的字眼，仅仅因为他是个著名的老愤青吗？我很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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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去昆明是一定要去西南联大的。18日下午，在昆明的最后几小时，我终于了却了这桩心愿。
西南联大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国。我不是知识分子，我对西南联大的了解也不多，除了一批学者大家的名字，再有就是鹿桥《未央歌》带给我的想象。这些年，西南联大被越来越多提及，几乎已经成为圣地，究其原因，怕是对照现实的某种反衬吧。
简单说，西南联大是战时的一所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建。国破山河在，从长沙到昆明的师生，千里迢迢，步行大撤退，于是就有了某种悲情与壮观。西南联大集中了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学者，这种优秀不仅在于他们的学识建树，更重要的在于他们的风骨，在于炮火中并未消失的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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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昆明，待了三天，为“贵报”的《团长》报道做前期准备。
背着247托我带的4本书和小于托我带的10本书，我上路了。飞机是在16日中午抵达昆明机场的，我先用CDMA上网处理了公事，然后打电话给组里，得到回复，让我赶紧去剧组驻地，有两辆演员车过一会儿出发。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只得打车去往那个很是偏僻的野战基地。路上给张译发短信告诉他，我在后面追他们，他回复说，两辆演员车已经迷路了，那个野战基地很不好找。还好，我租的那辆车的司机对西山区还算熟悉，不费吹灰之力到达了目的地。路途中，司机告诉我，我们行驶的公路就是老滇缅公路的一段，顿时，我来了感觉。
一进那个野战基地，就发现空场上剧组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按部就班地忙活。道具车旁，张译他们好像也刚到的样子，我们俩寒暄了一下，我跟他说了此行的目的。一转身，大太阳下，张国强正坐在一把小凳子上，我过去打了招呼。就这样，有关《团长》的体验式采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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