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8日，我接到了台湾朋友的电话，说邓丽君去世了。我的大脑产生了短暂的空白，一种无力感在周身迅速集结，我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了几个哥们，然后一个人静静呆着。我坐在红星生产社的办公室门口，看着夜色里黑黝黝的山的影子，点上一支烟，开始尽情回忆这个情人般的歌手给我的年少时代带来的无可替代的慰藉。初听邓丽君歌曲的惶恐、歌词里爱、吻这类词带来的脸红心跳、清除精神污染时翻录的卡带被父亲仍进垃圾箱，我偷偷把它检回来……一个少年朦胧初恋的全部体验都可以在邓丽君身上找到凭据。
可如今呢，我已人到中年。如果不是有人在一个月前偶然提醒，我几乎已经把5月8日的特殊意义忘了。就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一样，邓丽君走了十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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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刚刚在大陆流传开来的时候，广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传播作用。很多人是从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她轻柔的歌声的，和以前那些听惯了的铿锵有力、豪迈振奋相比，邓丽君的歌曲让人们紧张的神经一下子得到了疏解。
电影《甜蜜蜜》里有一组镜头，表现的是李翘和黎小军搭伙在香港街头买邓丽君磁带的场景。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真实世界里，回国探亲的华侨、出海远航的海员从类似于李翘和黎小军摆出的摊位上买到了邓丽君的磁带，稍回来给亲朋好友。人们用当时算是奢侈品的砖头录音机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靡靡之音”。经济没那么宽裕、买不起砖头录音机的，就用家家都有的收音机听邓丽君。
从那年月一路走来，听着邓丽君歌曲长大的人们，谁没有过从效果很差的广播里仔细品味她柔美歌声的经历呢？收音机曾经一度是他们最初接触邓丽君歌曲最简单的方式，人们一边听一边学唱，一边想象着她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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